2016年11月07日08:30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電視劇《領袖》劇照。
“九月來信”是我黨早期在周恩來主持下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對紅軍和黨的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1928年“六大”，周恩來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任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分工負責軍事工作，成為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9年，在反圍剿的革命斗爭中，朱德與毛澤東由於對建軍原則、建軍思想、根據地建設等分歧，導致了紅四軍內部出現了問題。於是，中共中央派了留蘇學生劉安恭等人5月到紅軍工作。劉安恭將蘇聯黨內斗爭那套做法搬來，將爭論公開化，並將領導人分派，說朱德擁護中央指示，毛澤東自創體系不服從中央指示，加深了意見分歧。
在這種情況下，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6月22日在龍岩召開，經過民主選舉，毛澤東落選，由陳毅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因為朱德善於帶兵，和戰士一起挑糧，衣著像個伙夫頭，深受中下層干部和戰士的愛戴。毛澤東經常在屋裡思索問題，計謀多，在上層干部中威望高。但是在代表大會代表中，中下層干部與戰士多於上層干部，這也是毛澤東落選原因之一。會后，毛澤東離開紅軍，留在閩西養病並指導地方工作。
8月中旬，消息傳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來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會上說：這是歷史上很久以來意見不同的沖突，因他們工作很努力，故未有大的爆發，等陳毅來后，再做答復。
1929年8月底，陳毅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8月29日，政治局聽取了陳毅的匯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委員會，起草一個決議，周恩來為召集人。周恩來對陳毅說，要把毛澤東同志請回來。他強調要召開一次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毛的領導。
周恩來講這個話，不僅是聽了陳毅的匯報，也是由於他了解陳毅、毛澤東、朱德。在歐洲他就認識陳毅、朱德，他還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他們一起參加了南昌起義。在三人之中，朱德年齡最大，從戎多年，是忠厚的長者、討伐袁世凱護國軍的名將、滇軍的高級將領，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對於初創的紅軍特別重要。陳毅比周恩來小3歲，喜愛文學，為人正直坦蕩，在軍事上、在政治上的經驗都不如朱、毛兩人。經過討論，周恩來和陳毅對農村武裝斗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由此，陳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將農村的紅軍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
其二，關於紅軍的根本任務，指示信規定：“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
其三，針對紅四軍各黨部關於分兵與集中的爭論，信中指出：“分兵與集中只是某一個時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問題，絕不能把紅軍四軍分成幾路各不相屬的部隊，這樣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紅軍四軍分小，化成無數的游擊隊而不相聯屬。兩者皆是取消觀念。”信中批評急躁情緒，明確指出“預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這封信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加強黨在紅軍的領導，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指示信提出要“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並提出解決方案：“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斗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斗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這封信在政治局討論通過后，由陳毅帶回蘇區傳達，朱德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指示，歡迎毛澤東重回前委工作。於是，陳毅派人將中央的信送給毛澤東，請毛澤東回來工作。毛澤東看到中央的來信，十分高興，並到長汀和朱德、陳毅會合。
1929年12月28日、29日，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重回紅四軍的領導崗位。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摘編自2013年10月24日《北京日報》 李海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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