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2016年11月10日07:3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世紀風採》2016年第11期，系《世紀風採》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7年9月，毛澤東在《國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務》中指出：“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這一切正得益於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得益於孫中山重新闡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最后的政治遺產，也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勝利的革命的旗幟”。
孫中山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
十月革命勝利后，孫中山雖然仍在尋求日、德、英和美國的援助，但是，列寧和蘇維埃已引起他極大的興趣。早在1918年夏，孫中山便以黨的名義致電列寧說，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俄國存在八個月之久，這個事實給了東方人民以希望，一個類似的新的制度一定會在東方建立起來。他還寄予美好的預期：中俄兩個政黨團結起來，進行共同的斗爭。
次年3月，蘇聯外交事務人民委員格奧爾基•齊契林給孫中山復信，信中引用孫中山常說的話：即在事實上，俄國和中國的革命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兩國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解放人民，建立持久和平。這封信雖然沒有送達孫中山手中，但是，蘇聯的意向和願望，已經明白無遺地表現了出來。
1920年7月，旅俄華工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在即，孫中山和列寧均為大會的名譽主席，孫中山被邀出席會議。幾乎同時，列寧也給孫中山發來法文電報，邀請他到蘇聯去。同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陳獨秀介紹，專程往上海拜訪孫中山，這次愉快而又短暫的會見，給這位年青的蘇俄共產主義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3月15日，他在蘇聯《真理報》發表文章回憶說：
孫中山在自己的書房裡接見了我們。房子很大，立有許多裝滿書的櫃子。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到四十七歲（實際上他已經五十四歲了）。他身材挺秀，舉止謙和，手勢果斷。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覺間已被他儉朴而整潔的衣著所吸引，他身穿草綠色制服，褲腿沒有裝在褲筒裡。上衣扣得緊緊的，矮矮的衣領，中國大學生和中國青年學生一般都穿這種上衣。…… 我們臨走前，談話快要結束時，孫中山又回到蘇維埃俄國的話題上來。顯然，他對這樣一個問題深感興趣：怎樣才能把剛剛從廣州反革命桂系軍閥手中 解放出來 的中國南方的斗爭與遠方俄國的斗爭結合起來。
同維經斯基一道來中國的，還有共產國際的另一位代表馬林，正是他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來中國推動國共合作的實際進程。1921年12月下旬，馬林專程來到桂林，與孫中山會談。孫中山詳細而又認真地詢問馬林這樣一些問題：俄國革命、共和國的發展、新經濟政策、蘇俄的輿論宣傳和紅軍政治工作。馬林也以同樣的態度，回答所提的各種問題，並提出三條建議：國民黨必須改組，以便容納農民和工人﹔必須建立一個軍事學院，以便為革命奠定武裝基礎﹔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兩人會談后，孫中山的心情尤為興奮，立即寫信給廖仲愷說：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和他的中國工業發展計劃頗有相似之處。
1922年8月，蘇聯政府副外長越飛來華，與北京政府商談外交、商務等事宜。同時，他又派人持函來上海，在林伯渠、李大釗的陪同下，會見孫中山。來人與孫中山會談了六天。之后，孫中山、越飛多次函件來往，互通各自關注的信息。孫中山期待著與越飛的直接會晤，但是，令孫中山困惑不解的是，蘇聯政府為什麼那麼熱衷於與北京政府改善關系，對此，他曾直率地提出過質疑。國民黨元老張繼受孫中山委托，就此專門會見越飛，他回憶說：
當時我帶了總理的信去見他，他正在害神經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說：“這是革命黨應得的病。”他看完總理的信以后，要我口頭上帶話給總理。我猜想總理的信裡，一定是說中國是我創造起來的，你來中國，應該來見我，為什麼到北京去找軍閥？那時北京是曹錕的勢力，越飛要我帶話給總理，解釋說：“蘇聯革命剛成功，形勢很危險，不能不拉攏，革命是要經過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走直線的。”他說的話，初聽也頗近情理。
1923年1月17日，越飛來到上海，兩位職業革命家首次會晤，氣氛非常融恰。他們都通曉英語，可以直接交談，無需別人翻譯。后來，他們又進行了多次會晤。孫中山希望蘇聯政府能夠給中國革命以幫助，表示將派一個軍事代表團去蘇聯考察，如果蘇聯能派出政治、軍事顧問，那將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越飛對此表示贊同，並答應將會談的情況，詳細地報告給蘇聯黨和政府，以期形成一個正式的文件。
孫中山和越飛的頻繁接觸，引起英租界特務懷疑和監視。於是，孫中山改派廖仲愷與越飛到日本會談。廖仲愷的哥哥廖鳳書是北洋政府駐日公使，公使館可以提供安全的庇護。可是，后來還是被東京“特高課”察覺。於是，會談的方式又重新改變，越飛以醫治足疾，廖仲愷以給女兒治病為由，相繼轉移到熱海溫泉，他們在這裡繼續所討論的話題。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越飛《聯合宣言》在上海簽字。《聯合宣言》說：“中國最緊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的獲得。”“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俄國政府准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包括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這個宣言的簽定，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重大轉機，如毛澤東所說：“孫中山在絕望裡，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
孫中山稱贊國民黨一大宣言是破天荒舉動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決議案》，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兩黨的黨內合作，同時，又要保持政治、思想和組織的獨立性。
這種黨內合作的方式，並非是兩黨的惟一共識。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就極力主張國共兩黨結成黨外聯盟，而國民黨內更是謠言四起，怪論百出，甚至擔心國民黨會被“赤化”。雄心勃勃的馬林也被攪得一頭霧水，暈頭轉向。好在不久，他便接到指示，回莫斯科復命去了。
孫中山期待著蘇聯的積極反應。9月底，孫中山收到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的來信，介紹鮑羅廷來廣州，協助國民黨進行改組。10月6日，鮑羅廷來到廣州，下車伊始，便拜訪孫中山，他們自此經常徹夜交談。此時，國民黨因改組而引起層層波瀾，孫中山也自感壓力很大，便將許多苦惱的問題，一一求教於鮑羅廷。鮑羅廷根據孫中山所提出的問題，提出很多好的建議，如修改黨綱，制訂黨章，盡早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上海首先建立黨的核心等。
鮑羅廷的建議很受欣賞，孫中山立刻採納和實施。10月19日，他選任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和李大釗為國民黨改組委員，籌劃改組問題。接著，又成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具體負責國民黨改組工作。此時，他盡管為指揮擊退陳炯明襲擾廣州的軍務所纏身，還是努力擠出時間，趕回廣州主持會議，實在脫不了身，便委托廖仲愷主持。自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起，每周都要召開兩次會議，約略算來，已有28次之多，議決要案400多件，為國民黨“一大”的順利召開，為國民黨改組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
1923年11月12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指出：“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之奮斗之成功，將系乎此。”這個宣言一發表，立刻遭到黨內右翼勢力的非難，其中最為突出者，便是孫中山的多年戰友鄧澤如。這些人聯名上書孫中山，老調重彈，歪曲國民黨改組是陳獨秀幕后牽線所為，共產黨是要借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的靈魂，並危言聳聽地說：“五年之后，將見陳獨秀被選為總理矣！”他們還懷疑國民黨的新黨章草案等，是受陳獨秀的染指和影響。
孫中山面對來自黨內的疑惑和壓力，既要做耐心而又具體的說服勸誡，同時，又不能任其自流，以訛傳訛，使改組工作半途而廢，所以，對那些別有用心者的惡意誹謗，他必須給予無情的反駁。他在相關的文件上批示道：
此稿為我請鮑君（即鮑羅廷，作者注）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 之為漢文。陳獨秀並未與聞此事，切不可疑神疑鬼。總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無別也。
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嘗助反對我者以扑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我黨。所望表同情，隻有俄國及被壓迫之國家與被壓迫之人民。此次俄人與我聯絡，非陳獨秀之意也，乃俄國自動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代表165人，其中共產黨23人。孫中山在大會上宣布，這次大會的中心任務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會議期間，孫中山共發表七次演講。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尤其稱贊這個宣言，“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這個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確的革命道路。
大會通過決議，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選舉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在24人的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3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在17人的候補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6人：毛澤東、林伯渠、張國燾、瞿秋白、韓麟符、於方舟。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等都分別由共產黨人主持，所有各部的秘書，也幾乎都由共產黨員擔任。
國民黨“一大”后，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的努力推動下，國民黨的改組和發展工作成績顯著。孫中山對形勢的發展，十分滿意，他說，國民黨的改組“功效卓見”，其一年多的工作，“可抵以前十倍時間所為者”。到1926年1月，已有廣東等11個省成立省黨部，廣西等8個省正在積極籌建之中。此外，還有廣州、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個特別市黨部。國民黨員已達14萬人之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和婦女運動都蓬勃開展。
國民黨“一大”期間，孫中山還全身心地投入黃埔軍校的籌建。1924年5月5日，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式開學。孫中山出席開學典禮，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他說，我們創辦黃埔軍校的宗旨，是“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從而“把革命軍的事業重新來創造”，“今天在這裡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
軍校聘請了蘇聯顧問，如：鮑羅廷、加倫、巴甫洛夫、斯切潘諾夫等。軍校一直得到蘇聯政府的各種援助，初創時，蘇聯政府便資助200萬盧布作為開辦費，還不顧帝國主義的敵視和阻撓，由伏羅夫斯基號軍艦給送來近萬支槍和大批山炮彈藥。孫中山對此尤為感激，專門為蘇艦召開歡迎會，並致歡迎辭。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軍校發展很快，除黃埔外，還設有潮州、南寧、長沙、武漢等分校。黃埔第一期有學生500多人，第一期到第四期的畢業生，已有4981人，到1927年7月，黃埔學生有2萬多人。
孫中山指出商團叛跡顯露 萬難再事姑息
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引起帝國主義和國內發動派的恐慌，尤其是英帝國主義者的仇恨。他們處心積慮地想使廣州成為其控制中國南方的殖民策源地，所以，他們便急不可耐地要顛覆廣州革命政府，一面以軍械支援陳炯明對廣州革命政府的竄擾，一面慫恿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以武力抗爭廣州革命政權。他們極富煽動性地對陳廉伯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陳廉伯也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恬不知恥地做著“中國的華盛頓”的迷夢，利用其在商界的影響，積極培植廣州乃至整個廣東商團的武裝實力，與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相抗衡。
1924年8月10日，陳廉伯通過非法手段購得德制76.3口徑槍萬支，手提機關槍42挺，大炮2門。這些武器運抵廣州時，孫中山便早已獲悉，一面致函廣州商團，知照他們：“陳廉伯確有謀為不軌之事，聞其中策劃者有外國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同時，下令將船隻、槍械統統扣留。可是，商團非但不幡然醒悟，反而召集2000多人，來到大元帥府廣場請願，要求發還扣留槍支，並且揚言，集結人群“三天不散”。陳廉伯的弟弟陳廉仲還疏通各國駐廣州領事館，企圖通過外國人給孫中山施加壓力。他們甚至叫囂，如果不答應商團的要求，全廣州將實行罷市。
孫中山來到廣場，與請願的商團見面，將陳廉伯勾結帝國主義者的真相，詳細地向他們說明清楚，勸告他們不要阻礙國民革命。在聽了孫中山的講話后，許多商人恍然大悟，紛紛說：“上了別人的當了！”開始離散而去。可是，到了15日，廣東各縣的商團又派代表來大元帥府請願，仍然提出許多無理要求。孫中山答復說：“陳廉伯私運軍火，企圖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資購買者，當令省長查明發還。”20日，孫中山下令通緝陳廉伯。商團總部遷往佛山，陳廉伯則躲在沙面，由佛山商團惡霸地主陳恭受主持活動。廣州市和附近城鎮開始全面罷市。
孫中山立即下令停止罷市，宣布廣州全市戒嚴。同時，又下令調兵戒備，隨時准備平息商團的叛亂。這場叛亂的由來及惡果，英帝國主義者難辭其咎，孫中山憤然向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提出抗議。在孫中山的嚴正抗議和國際輿論的譴責之下，英帝國主義者不得不由公開干涉改為暗中支持，商團的反叛活動也由明目張膽變為隱蔽狡詐。
這時，孫中山決定北伐，9月18日，《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發表，指出，北伐鋒芒所向，不僅是曹錕、吳佩孚，而是要反對一切軍閥和支持軍閥的帝國主義。孫中山將大本營設在韶關，並在這裡召開誓師大會。北伐軍兵分兩路向湖南、江西進發。北伐的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以擺脫半殖民地的剝削和壓迫，建立一個自由而又獨立的國家。
孫中山就要離開廣州了，商團又以為有機可乘。他們蠢蠢欲動，緊鑼密鼓地策劃第二次武裝進城請願。為服從北伐的大局，盡快地籌措北伐經費，孫中山答應有條件地發還扣押的槍械。10月9日，孫中山給蔣介石下令，讓將入庫的商團槍械，交由廣州市市長李福林，由李福林負責同商團談判。商團在得到這些槍械后，非但不按照協議募捐北伐經費，反而惡狠狠地向廣州革命政府施加壓力，企圖負隅頑抗，與廣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禮。
廣州的形勢已處於千鈞一發之際，蔣介石致函孫中山，要求他早日回省，表示將“死守孤島，以待先生早日回師來援”，以“鞏固革命根據地之廣州”。10月10日晨，孫中山給在廣州的胡漢民、楊希閔、許崇智、劉震寰、古應芬、蔣介石、李福林等發來特急電報，明確表示：“商人罷市，與敵（指陳炯明，作者注）反攻，同時並舉，叛跡顯露，萬難再事姑息。”“如果確有其事，則用干部及其他學生，協同福軍（指李福林的軍隊，作者注）忠勇之士，臨門勸告。”倘若勸告無效，商團執意要全面罷市，則應堅決果敢地武力平息叛亂。
這一天，廣州市的工、農、兵、學、商等團體集會慶祝“雙十”節，憤怒聲討商團和帝國主義的罪行。會后，舉行游行，當隊伍途經太平路時，蓄謀已久的商團軍突然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射擊。在西濠口的商團軍也攔截游行隊伍，殘忍地屠戮被沖散的工人和學生。親身經歷這場血雨腥風的李朗如，在事過境遷多少年后，還能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個風雨如晦的時空場景：
當游行隊伍從長堤轉入太平南路時，突遭廣州商團軍開槍掃射，當場死亡有黃駒等數十人，被捕者數十人，受傷者不計其數。那些假充商團的土匪，把打死的人，刨肝剖肺，割頭斷腳。把那些死尸分成無數部分，拿到沿街示眾。商團還在西關一帶，將反孫倒孫標語，貼滿牆壁及電燈杆上，如“驅逐孫文”“反對國民黨”“孫文下野”等﹔又剪出報紙或孫中山像，剪開兩截或兩片，倒貼街上，有些雙目被挖去，伴以一聯曰：“一世隻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孫中山立刻成立以自己為主席的革命委員會，委員有許崇智、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陳友仁、譚平山。他命令革命委員會便宜行事，堅決弭平商團事變。10月15日，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黃埔學生軍與滇、桂、湘、粵各軍，分五路包圍商團軍駐所西關。商團軍憑借鐵柵欄和高樓，居高臨下，開槍射擊。商團反叛不得人心，在他們負隅抵抗時，西關內的工人已行動起來，放火焚燒他們盤踞的工事，熊熊烈焰之中，商團軍鬼哭狼嚎，奪命而逃。
這場戰斗隻進行四個小時，商團軍首惡分子便逃往香港，其余分子都被繳械投降。第二日，孫中山便電令胡漢民，“不必畏懼外人干涉”，將西濠口商團的大新公司佔領充公。不多日，孫中山又電令胡漢民，凡所佔領的商團各機關房所，一律充公，永不發還，“用作黨所或書報社，以為此次殉難者之紀念事跡”。
孫中山彌留之際簽署三份遺囑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孫中山行前發表了《北上宣言》，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重申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他在北上之際，十分慎重地安排了廣州事務，委派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譚延闿負責北伐。他同意譚平山辭去組織部部長，起用另一名共產黨楊匏安擔任組織部部長，並將共產黨員彭湃、阮嘯先調入組織部。孫中山行前的這些人事安排，正是他從長計議，用心良苦之處，誠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歷史教授韋慕廷所說：
這些任命証實了孫中山的決心，把黨內的新鮮血液輸送到負責的崗位上去。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擬議在數月之后召開這一事實來看，這些都是一些關鍵性的職務。
11月13日上午，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還有汪精衛、李烈鈞、戴季陶及秘書黃昌谷等20多人，乘永豐艦北上，經香港轉乘春陽丸輪赴上海，又由上海取道日本抵天津。途中，孫中山針對英、美帝國主義者的挑舋，再次重申反對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主張，表示：“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在回答外界所傳他將作大總統時，孫中山平靜而又認真地說：“我的態度是決計推辭，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我便一日不情願做總統。……我先要處於國民地位，同各國再交涉廢除從前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到那個時候，才再可以同國民說做他們大總統的話。”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孫中山抱病乘車來到北京。消息傳出，朔風凜冽的北京，竟洋溢在喜慶的熱潮之中，大街小巷懸滿歡迎的彩旗，人們奔走相告，從車站到東長安街站滿了歡迎的群眾，人數達十萬之多，翹首相望的人流，被各種顏色的彩旗裝扮得五彩繽紛，鮮艷奪目。馮玉祥特意從張家口打來電話，指示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負責保護孫先生。鹿鐘麟奉命到車站一看，立刻愣了神，站台上早已擠滿黑壓壓的人群，考慮到安全問題，鹿鐘麟趕緊驅車來到永定門車站，想讓孫中山由永定門提前下車。
當火車在永定門停靠，鹿鐘麟上車請孫中山下車時，孫中山很不高興，他說：“在永定門下車那可使不得，我是為學生為群眾而來的，我要見他們。請不必擔心，學生們即使擠著了我，也不要緊的。”當火車載著孫中山停靠在北京站時，早已在此佇候凝望的嘈雜的人群，卻奇跡般地平靜下來，而更令鹿鐘麟驚奇的是：“學生的秩序，立時就自動整理好了。每個人都嚴肅而恭敬地站在那裡。沒有一個人亂動，也沒有一個人說話，隻聽得歡迎他的許多小旗在風中瑟瑟地響。”此情此景令鹿鐘麟終身難忘，幾十年后，他還禁不住感嘆道：“學生和民眾，是如何地愛他，他也是如何地愛青年愛民眾。”
國民黨北京支部馬敘倫等，代表北京民眾上車，用藤椅將孫中山抬下火車，這時，肅穆已久的群眾的情緒一下就鼎沸了起來，歡呼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孫中山發表簡短的談話，他說：“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力，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之后，孫中山被護送到北京飯店。
此時，北京的政治局勢已有極大的變化，馮玉祥和他的國民軍已被排斥，直系曹錕、吳佩孚雖被推翻，可是，段祺瑞卻在奉系軍閥的支持下，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提出，要以所謂善后會議取代國民會議。孫中山雖在重病之中，態度依然那麼堅定，認為所謂善后會議和以前的“督軍會議”“南北會議”沒有什麼區別，因為，“會議構成分子，皆為政府所指派，而國民對於會議無過問之權。”考慮到實際存在的狀況，孫中山建議會議作兩項改變：一、“善后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如所雲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校聯合會、工商農會等”﹔二、“會議事項，雖可涉及軍政財政，而最后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一心想當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段祺瑞，自然不會採納孫中山的建議。於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示全黨：所有國民黨員，不得參加善后會議。
孫中山入京后，所請的多位外國醫生，對他的病情診查后，得出一致的結論為肝癌。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住進協和醫院，動了手術，發現癌細胞已擴散到肝臟。他每天都要接受化療，他的病情也每天向外界公告。他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后，於2月28日，移住到顧維鈞的寓所。
孫中山的病情日趨惡化，國民黨人商議預備遺囑，由汪精衛、鮑羅廷、陳友仁起草和記錄的遺囑共有三個：《總理遺囑》《致蘇聯遺書》和《家事遺囑》。3月11日晚9時，孫中山自知病危，召集同志和家屬來到床前，輕聲對他們說：“現在要分別了，拿前日預備的字來，到簽字的時候了。”汪精衛取過遺囑，宋慶齡扶孫中山的手簽名。宋慶齡淚流滿面，在場者無不唏噓涕淚。
孫中山見大家環繞在床前，又用極微弱的聲音說道：“我這次放棄兩廣來北京，是謀求和平統一。我所主張統一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一個新國家。現在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數十年為國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張不能完全實現，這是不能無遺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奮斗，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雖死了，也是瞑目的。”次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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