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口號”所揭示的真理

大生產運動

1948年是中國共產黨迎接中國革命勝利極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毛澤東於11月寫了一首四句的五言詩，即：“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毛澤東沒有將其稱為“詩”，而是稱為“我們的口號”。但是，這首詩或者說這個“我們的口號”，卻深刻地揭示了軍隊、生產、紀律與革命勝利的關系，凝練地表達了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若干重要思想，對迎接革命勝利、准備國家建設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軍隊向前進”，體現了對奮勇向前地開展武裝斗爭重要性的認識

武裝斗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是，對武裝斗爭和在哪裡搞武裝斗爭的認識，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血的代價換來的。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從內部看，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當時黨的領導人沒有重視抓軍隊、搞武裝斗爭。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的，我們獨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時已經看到農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的依靠力量，軍隊是武裝斗爭的中堅力量。在井岡山斗爭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在哪裡搞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三次“左”傾路線的領導人都是盲目套用蘇聯城市武裝暴動的經驗，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城市，把奪取大城市作為直接的目標，結果導致了紅軍一次次的失敗。毛澤東則認為，盲目奪取大城市脫離了實際，提出在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不斷擴大人民武裝力量，以求紅色政權發展波浪式地向前擴大。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武裝斗爭和在哪裡搞武裝斗爭的認識，進一步成熟起來。面對武裝到牙齒的凶殘的日本侵略者，毛澤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在哪裡抗戰、怎樣抗戰？日寇佔領華北、華東的城市和交通干線后，不可能佔領廣大鄉村。敵后的廣大鄉村就成了人民軍隊的用武之地。毛澤東指示北方局、山東分局、115師、中原局和新四軍的領導人：“集中一切力量為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而斗爭，乃是你們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務。要使干部明白，沒有偉大革命武裝與偉大革命根據地，抗日勝利是不可能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廣大鄉村發動農民建立根據地，通過持久抗戰、民主抗戰、游擊抗戰，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敵后戰場的抗戰比正面戰場要艱難困苦得多，但人民軍隊奮勇向前，力量越抗越強，隊伍越來越大。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無意實行政治民主，卻一心想著取消解放區、取消人民軍隊，並仰仗美國的支持和國民黨軍數倍於人民軍隊的優勢，不惜挑起內戰。毛澤東一面親赴重慶談判，一面抓武裝斗爭，使蔣介石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沒撿到便宜。1946年是國共兩黨在和平談判和武裝斗爭兩個方面膠著較量的一年。當毛澤東看到國民黨正准備發動全面內戰時，就指示各地必須抓緊練兵。6月，全面內戰爆發。面對敵強我弱的形勢，毛澤東指示各部不惜放棄一些城市和地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求爭取達到敵我力量的平衡並超過它。經過一年的武裝拼搏，到1947年7月形勢發生轉變，解放軍轉入進攻，國民黨軍轉入防御，軍事上完全改觀。12月，毛澤東在楊家溝會議上興奮地說：“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可以說，抗戰勝利至1947年底是毛澤東武裝斗爭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期。

■“生產長一寸”，體現了對生產斗爭和經濟技術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武裝斗爭需要物質基礎，離不開生產斗爭和經濟技術工作。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認為“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他將“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作為紅色政權存在的條件之一。在贛南閩西時期，他寫下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多篇文章，論析了在開展武裝斗爭的同時發展生產和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抗日戰爭更是需要物質基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之所以能抗擊一半以上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之所以能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根據地特別是在陝甘寧邊區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是大生產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在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下，邊區曾經到了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極端困難的地步。對此，毛澤東動員道：“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毛澤東將大生產運動看成人人有份、個個有責，誰都不可以置之身外的普遍的運動。他說：“隻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

大生產運動通過勞動解決了吃的、穿的問題，還通過發展機器工業生產，增強了對工業、技術和管理的認識，增強了對整個經濟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了對不久的將來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變的認識。毛澤東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敢於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他在黨的七大上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奮斗目標，並反復強調進城后不要打爛機器，要保護機器發展工業生產。他動情地說：“如果說我們對於工業問題，對於大城市問題，對於經濟問題，對於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決，那共產黨就要滅亡。”

大生產運動還對革除輕視生產勞動、輕視經濟技術工作、輕視勞動者的錯誤的舊觀念，樹立勞動光榮、勞動人民至上、生產力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新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延安有些干部也存在著願做黨政軍學工作，不願做經濟技術工作的問題，甚至有的女同志不願嫁經濟工作者，似乎認為他們是不大有名譽的人。毛澤東批評這些觀點都是錯得很的﹔批評孔子雖然也是聖人，但有一個缺點，就是不耕地﹔批評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帶頭參加生產勞動，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也轉到經濟工作的崗位上，主持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樣就在邊區和根據地開創了崇尚生產勞動的新風氣和認識的新境界。

大生產運動不僅解決了邊區和根據地軍民吃的、穿的問題，而且使邊區老百姓的糧食富余起來。中國共產黨不僅靠這個堅持了抗日戰爭，而且靠這個贏得了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在大生產運動所形成的正確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減租和生產兩大任務是否能夠完成，將最后地決定解放區政治軍事斗爭的勝負，各地切不可疏忽。”自1946年以后，毛澤東不斷地思考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方針，由重視解決勞資關系到重視解決公私關系，至1948年2月在《關於工商業政策》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執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正確方針”。可以說，至1947年7月解放軍所以能轉到優勢力量的一方，與全黨全軍重視生產和經濟工作密不可分。

■“加強紀律性”，體現了對黨的紀律和人民軍隊紀律重要性的認識

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黨是不可能有領導力的，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斗力的。加強紀律教育，嚴明紀律，無疑是奪取解放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毛澤東、朱德在帶領紅軍第四軍自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發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買平賣，事實為証，亂燒亂殺，在所必禁。”他們為紅軍規定了三大紀律：（一）不拿工人、農民、小商人一點東西﹔（二）打土豪歸公﹔（三）一切行動聽指揮。毛澤東強調“嚴格地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指出：“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現在的紀律比前鬆懈了，因此給了群眾以不好的影響。”“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都是紅軍宣傳工作的一種，現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嚴格地執行三條紀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嚴肅地指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証，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他還在會上說：“鑒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毛澤東在延安領導的整風學習運動也與加強紀律性有關。整風學習運動分學習、改造學習、整風學習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的標志是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整頓就是用紀律來解決問題。當時，毛澤東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改造我們的學習》用的是勸導的方式，《整頓黨的作風》用的是加強紀律的方式。這兩種方式並用，對打敗教條主義，堅定地走從實際出發的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毛澤東認為軍隊要有統一領導和紀律，才能戰勝敵人。黨也需要統一領導和紀律。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一個軍隊，要有統一紀律，要聽號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開步走，瞄准放。不然敵人在前面，一個往東放，一個往西放，是要被敵人消滅的。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與紀律嚴明是密不可分的。

解放戰爭開始后，有的部隊進入城市時發生破壞紀律之事。毛澤東要求各部隊首長責成政治機關對此予以檢討，加強一切部隊的紀律教育。他指示：“任何部隊，在每一次行動前，必須進行一次公開的全體的紀律教育，並以按照當前具體情況應當注意的具體事項，在不泄露機密的條件下，明確地告訴一切指戰員，方能於行動時使一切指戰員遵守政治紀律，給人民以良好影響。”為防止部隊進城后在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上出現偏差，毛澤東要求向全軍施行政策與紀律教育，指示：“我軍到任何地方，原則上不許沒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資本，在該地成為根據地時，亦隻許由民主政府接收經營，不許軍隊沒收或破壞。”當人民解放軍轉到優勢力量后，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號召全軍“必須提高紀律性”，還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