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真
2016年12月09日07: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黨史文匯》2016年第11期，系黨史文匯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革命戰爭年代，無數共產黨人拋頭顱、洒熱血，在生死考驗面前威武不屈、英勇無畏﹔無論遭受什麼挫折和磨難，從未動搖過當初入黨時的庄嚴宣誓。如此壯舉，就是因為他們對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堅守立場，一心向黨，自覺與黨同心同德。他們堅定的理想信念，鑄造了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成就了偉大的功業，展現了光輝的人格。本文擷取的正是最能凸顯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的典型事例———長征時期數位共產黨人在遭遇極端惡劣處境與黨失聯后，克服重重困難輾轉千裡執著找黨。
漆魯魚遠涉千裡遭磨難乞討找黨
在戰火紛飛、險象環生的長征時期，共產黨人漆魯魚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后，懷著堅定的革命信念，立志一定要找到黨組織。他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艱辛跋涉千裡，坎坷連連，歷經3年，輾轉廣東興寧、汕頭和上海等地，飽嘗艱難困苦和曲折險阻，終於找到了黨，表現了他屢遭磨難志不移的堅強決心和對黨的一片赤誠之心。在黨史上留下了一段千裡找黨的感人佳話。
漆魯魚（1902-1974），重慶市江津李市鎮人，是漆南薰烈士（曾任《新蜀報》主筆，犧牲於1927年“三·三一”慘案中）的侄子。他早年留學日本學醫，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受黨組織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赴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衛生部保健局局長。
1934年10月間，紅軍長征北上抗日前夕，因陳毅身負重傷，中央決定他就地留下治療，並決定將漆魯魚一道留下護理陳毅，且兼任江西省軍區衛生部長。
紅軍長征后，在敵數次“圍剿”中，漆魯魚與部隊失去聯系。之后不久又在贛南尋鄔縣落入敵手。在法庭上，面對敵人的審訊他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辯稱自己是“曾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敵人將信將疑，便心生一計進行驗証———帶來病員叫他診斷。他熟練地給病人診斷一番並用英文嫻熟開出處方。敵人見他是留日歸國的醫生，經審訊也找不出什麼破綻，數月后便釋放了他。
1935年5月，獲釋的漆魯魚急切盼望能與黨組織盡快接上關系。可黨中央和紅軍已經長征，原來的關系早已斷絕，蘇區已被敵人佔領，要找到黨組織極為困難。他深思熟慮后決定到廣東省興寧縣去找曾共過事的老蔡同志從而找到黨。
可是，沿途全是國民黨軍隊布下的崗哨和密探，漆魯魚人生地不熟，又身無分文，真是寸步難行。面對如此千難萬險他依舊暗下決心：就是沿路討飯，也要找到黨組織！
懷著堅定的革命信念，漆魯魚從江西省的瑞金出發，從這年的盛夏走到初冬，一路風餐露宿、乞討度日，徒步行程800余裡，最終到了廣東省興寧縣城。期間，每天討來的殘羹剩飯難以果腹，身穿的單衣也襤褸不堪難以御寒。對於這些苦難他都可以毫不在意，因為他的心中始終不渝地期盼著能早日找到黨。但最讓他難以接受的是，他跋涉千裡也沒能在興寧找到老蔡！
漆魯魚到處尋找黨的同志，卻始終杳無音訊。但他要找到黨的初衷始終沒有改變。於是，他又繼續從興寧一路行乞輾轉趕到400多裡外的汕頭那個曾經工作過的秘密交通站尋找。然而，到了汕頭才發現，原先老蔡開設的藥房早已人去樓空。
思來想去，漆魯魚感慨萬千地決定：“隻有回上海找黨了。”然而赤手空拳，路途遙遙，再徒步前行何日可至？最后，他設法找到一家慈善機構，說服負責人為他買了一張到上海的船票，以難民身份踏上去上海繼續找黨的征程，他在底艙熬了幾天，終於來到上海。
此時，白色恐怖正籠罩著上海。過去相處的革命同志都已撤離，可靠的親友也不知去向。一連幾個月過去了，漆魯魚連一個認識的朋友都沒能找到。
極度困苦中走投無路的漆魯魚想到了魯迅但又不知到何處去找。隻好在繁華的上海閘北區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一帶，繼續以乞討來維護最低的生計，度日如年，僅盼有朝一日能與魯迅相遇。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環境復雜、行人又多，他轉了一天又一天，望了一月又一月……兩月過去了仍未能如願。長時間的乞討生活使他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兩眼深陷、枯瘦如柴，身體極度虛弱。
直到11月，正當漆魯魚陷入難以維持的困境時，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遇到老同學、復旦大學教授何鳴九，他才有了轉機。何思想傾向進步，將漆接到家中讓他休養，還幫他打聽消息。從此他結束了顛沛流離、飢寒交迫的行乞生活。在何幫助下，漆與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聯系，但此時堂兄已脫黨，何鳴九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這樣一段時間后仍沒黨組織的線索。漆得知情況后非常失望。
在上海，漆魯魚經多方打聽，預感到一時在此不可能找到黨組織，便結束半年多的乞討生涯，於1935年年底返回老家四川江津，尋找當年入黨時的關系人。殊不知，當時不僅是江津甚至整個重慶都沒有黨組織的存在。
在家待著的時間裡，漆魯魚深覺離開了黨組織，就像孩子離開了母親，心中時刻思念著她。一天找不到黨就一天都不安心。1936年2月，永不放棄的他再次告別家鄉父老來到重慶，繼續積極找黨。而且他堅定地想：即使一時找不到黨，也要主動堅持戰斗。而此時他所面臨的重慶形勢又是怎樣的呢？土地革命時期，敵我力量懸殊及黨的“左”傾錯誤致使重慶革命力量遭受慘重損失，到1935年夏重慶已無黨的組織。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漆魯魚的到來才有所改觀。漆魯魚到重慶后，暫時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遺孀家裡。他秉持堅決要找到黨的信念，先自覺開展起進步活動。他敏銳地注意到《商務日報》的進步傾向，便試著寫了一篇國際評論，以“魯魚”的筆名投向《商務日報》。牛刀小試，漆魯魚很快就嶄露頭角。不久，漆魯魚成為《商務日報》撰稿人，並結識了《商務周報副刊》主編溫嗣翔，此后又通過溫嗣翔認識了聚集於副刊周圍的甘道生、侯野君、劉傳等知識青年。
這些進步青年很快將漆魯魚視為他們的同路人和引領者。漆魯魚從甘道生、溫嗣翔口中，了解到重慶已經沒有黨組織。他感到由自己去找到黨的希望太渺茫，便決定以積極開展進步活動來引起黨組織的注意。其時，重慶建黨時期的重要人物、曾是青年團重慶地委第一任書記的周欽岳也結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重回《新蜀報》，出任該報總經理。漆魯魚得知消息后，即托叔母介紹與周欽岳認識，進入《新蜀報》，得到周欽岳的支持，被聘為主筆。隨即他經常在報上發表抗日救亡的文章，進行愛國等思想宣傳，鼓舞大家團結起來一致抗日。
時值北平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消息傳到重慶，漆魯魚與一批在投稿中結識的進步青年研究了一二·九運動后重慶的救亡運動情況，決定以刊物為陣地團結和聚集一批失去關系的黨員和進步青年，組織一個秘密救亡團體。
1936年6月，鑒於當時重慶公開的抗日救國活動難以開展的現實，漆魯魚仿效上海沈鈞儒、鄒韜奮等組織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式組建了“重慶各界救國會”。該救國會以秘密與公開相結合的方式開展活動，逐步成為重慶抗日救亡運動的核心。它下屬有重慶學生界救國聯合會、重慶職業青年救國聯合會、重慶文化界救國聯合會、重慶婦女界救國聯合會，還聯系和團結了一些公開團體。漆魯魚等領導救國會利用《商務日報》《新蜀報》《齊報》《人力周刊》《春雲》等報刊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發動社會各界募捐援助綏遠抗戰，舉行要求釋放全國救國會“七君子”的宣傳活動等。
期間，漆魯魚根據自己對黨的抗戰政策的理解，積極組織重慶的抗日救亡活動。與此同時，他找黨的初衷一刻也沒有釋懷過。所幸的是，在漆魯魚的領導下，重慶救國會影響日益擴大，它的積極行動引起中央特派員張曙時的注意。張曙時1935年初由上海臨時中央局派往四川做劉湘的統戰工作，是當時四川僅存的幾個重要黨員之一。
1936年暑期，重慶學生界救國聯合會成員、重慶三裡職校的劉傳福回成都探親時，偶遇張曙時並向他介紹了重慶抗日救亡活動搞得有聲有色的情況。張曙時從劉傳福處得知重慶的學生抗日救亡活動十分活躍，估計是有“人”在從中領導。張要劉回重慶后對漆魯魚進行考察。劉一一照辦，隨后再赴成都向張詳細匯報。9月下旬，張從成都秘密來到重慶，對漆魯魚領導救國會的活動表示贊賞，指示劉加入重慶各界救國會並與漆魯魚更多合作。
與黨失散許久的漆魯魚，終於看到了重回組織的希望。他將重慶救國會自覺納入黨組織的領導之下。由於有張曙時在政治上的正確指導，漆魯魚領導重慶救國會不僅擎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廣泛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而且聚集和培養了一批進步青年骨干，為中共重慶黨組織的恢復重建作好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准備。至此他尋黨行動已不再是個人行為，已同整個重慶地區黨組織的恢復重建緊緊聯系在一起。
中共積極倡導和大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決定大力恢復和加強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中央非常關注重慶和川東地區黨組織的重建和恢復工作。1937年10月，張曙時派劉傳福等人來到重慶，協助剛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審查漆魯魚等人后批准恢復了其黨籍。
至此，在奮斗了800多個日日夜夜后，漆魯魚終於重新回到了黨組織溫暖的懷抱！
而漆魯魚所領導的重慶救國會，為抗戰初期重慶黨組織的恢復與重建奠定了基礎。張曙時不僅恢復了漆魯魚等人的黨籍，還成立了以漆魯魚為組長的中共重慶干部小組。
1937年12月，經剛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的批准，重慶干部小組改為中國共產黨重慶市工作委員會，漆魯魚被任命為書記。它是抗日戰爭爆發后，重慶地區建立的第一個市級黨組織。重慶市工委在救國會骨干中大力發展黨員，並直接領導和推動重慶的抗日救亡運動更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漆魯魚擔任重慶市工委書記后，在進一步領導群眾開展抗日運動的同時，大力發展黨員。考慮到這一時期重慶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開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長江局指示，撤銷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別在成都和重慶設立中國共產黨川康特別區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川東特別區委員會。中共川東特委隨即成立，漆魯魚出任宣傳部長。到1939年10月，中共川東特委所屬黨員約3600人，此時是川東地區黨組織空前壯大的時期。此后，漆魯魚一直堅持戰斗，直到全國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漆魯魚先后擔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長、西南文教委員會秘書長、國家衛生部辦公廳主任、衛生部部長助理、成都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李聚奎等扮乞丐歷艱險千裡尋黨
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聚奎將軍歷盡艱辛，屢經坎坷，幾番生死，但他總是以頑強的革命意志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化險為夷，為黨奉獻一切並奮斗終生。部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帶著濃重湖南口音的口頭禪：“共產黨員，除了追求信仰之外，應該別無所求。”這正是他一生革命生涯與高風亮節的生動寫照。這句話，李聚奎用畢生的實踐去履行。尤其最能印証之的是：西路軍失敗后他千裡迢迢行乞找黨，歷時近兩個月，多次遇險，是“生死晝夜事也”。
李聚奎（1904-1995），湖南省安化縣（今漣源市）人。1926年9月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工兵營（后編入湖南獨立第五師）。1928年7月，當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李聚奎在彭德懷等影響下，毅然參加了平江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參加的第一次黨小組會上，他堅定地表示：“我這一輩子跟黨是跟定了，黨讓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從此，無論多麼艱難困苦他都不忘初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對黨的誓言。
土地革命時期，李聚奎從紅五軍班長、排長、中隊長（連長）到大隊長（營長），他一直在彭德懷指揮下，參加了攻打文家市、長沙、演陂橋等戰斗。1928年12月，在軍長彭德懷、黨代表滕代遠統一指揮下，紅五軍進軍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在寧岡會師。初上井岡山，朱德給紅五軍官兵訓話：“當紅軍要有三條，一不要錢，二不要命，三不要家，有這三條才能當好紅軍。”李聚奎始終牢記著朱德的訓話。當紅五軍由湖南平江、瀏陽轉移到江西蓮花、永新、吉安一帶時，任八大隊大隊長的李聚奎因日夜行軍、忘我工作而身患重病。部隊經常要轉移作戰，戰士都勸他休息，但他倔強地硬撐著。1933年2月，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正熾，在江西宜黃南部的大龍坪，李聚奎乘著江西金溪西南黃獅渡、滸灣戰役大勝之威，果斷組織全師穿插包抄，以傷亡46人的較小代價，消滅了敵人一個師部及一個旅3000余人，生俘敵師長李明。李聚奎升任紅一軍團第一師師長。他剛走馬上任，蔣介石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國共兩軍重燃戰火，三甲嶂（又名山岬嶂）陣地防御戰讓李聚奎名垂軍史，連國民黨將領陳誠都對他刮目相看。
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長征，李聚奎被中央軍委點將，由后衛變為前鋒，出瀟水、戰湘江，搶渡烏江、攻佔遵義城、四渡赤水河。他組織部隊強渡大渡河，為掩護中央和紅軍主力擺脫險境、打開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為加強兩軍聯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調任紅四方面軍紅三十一軍、紅九軍參謀長，對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搞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抵制。由於張國燾錯誤領導，紅四方面軍一度南下，損兵折將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揮攻佔通渭城，為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開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由紅四方面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執行建立河西根據地和“打通遠方”（指蘇聯）的任務﹔11月中旬，中央軍委決定，渡河部隊組成西路軍。李聚奎與紅九軍軍長王樹聲同紅五軍、紅三十軍一起西渡黃河，遭遇到駐守甘肅、青海的馬步青和馬步芳以騎兵為主力的“馬家軍”3萬余人和10萬“民團”的瘋狂圍追堵截。李聚奎參與指揮紅九軍攻佔甘肅土城、永昌等戰斗，予敵以重大殺傷。這些戰斗對配合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肅黎元口反包圍戰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並協助王樹聲將官兵帶出了絕境。
1937年3月，奉命西征馬家軍的西路軍在祁連山區悲壯失敗，馬家軍騎兵撒開了一張張密密實實的大網，圍追捕殺打散的紅軍。
紅九軍參謀長李聚奎率領300余人的部隊被敵人沖散，與他在一起的隻剩下十幾個人。他們在祁連山的密林裡流離轉徙，幾天后，因缺水斷糧而飢餓和病痛時時向他們襲來，最后李聚奎身邊僅剩一個警衛員，警衛員也雙腳凍爛，無法行走，李聚奎隻好將警衛員委托給一家老鄉，自己孤身一人，躲藏在荒無人煙的祁連山，開始了等待和瞅准時機設法尋找中央的迢迢征途。
此時的李聚奎也已是一副病痛的身軀，更何況河西走廊距延安千裡之遙……作為西路軍的高級指揮員，他的心上就像壓了一座大山，沉甸甸透不過氣來。但他給自己打下一劑強心針———即使遇到千難萬險、上刀山下火海，無論如何心中也無比堅定地隻有一個強烈的念頭：絕不能脫離黨的隊伍，一定要找到黨中央，回到革命隊伍，東山再起，繼續為偉大理想奮斗！
李聚奎拄著一根棍子沿著祁連山麓艱難地向東行進。為避開敵人的搜查，他和老鄉換了衣服，把空槍拆散，把一枚紅星獎章藏起來，打扮成叫花子模樣，白天藏匿於山溝、草叢，晚上沿著無人處潛行。渴了，喝一口路邊的積水﹔餓了，嚼一把野草，或向民家討口飯吃﹔困了，就在荒野中露宿。
就這樣，在近兩個月的流亡中，李聚奎帶著一隻干糧袋、一根討飯棍、一個指北針，行乞千裡，機智地躲過了敵人的多次搜捕，在千裡征途中經歷了無數生死考驗，終於橫穿寧夏，到達隴東的鎮原境內。
這天晚上，李聚奎借宿在一家騾馬店裡，同幾個趕毛驢做生意的人同睡一條大炕。臨睡前，這幾人議論不休，說：“離此地100裡的王家窪子住著一支軍隊，那些軍隊可真好，買賣公平，不擾商人和老百姓……”李聚奎一聽，立即振奮起來，湊過去問他們那是支什麼樣的軍隊。其中一人說：“聽說是紅軍，是紅二十八軍一團的部隊。”
兩個多月了，這是李聚奎第一次聽到關於紅軍的確切消息，他頓時興奮得一夜都沒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李聚奎便爬起來，匆匆趕往王家窪子。傍晚時分，到達王家窪子援西軍指揮部，他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回到了紅軍的行列。見到徐向前、劉伯承等首長時，一時百感交集，泣不成聲。劉伯承激動地說：“不要難過了，你回來了，就等於西路軍回來了。”后來見到毛澤東，他欲哭無淚，毛澤東大手一擺：“你是雖敗猶榮！”數十年后，當解放軍史料撰寫人員採訪他的經歷並向他提及他的這些輝煌過去時，他卻淡淡地說了這麼一句話：“多寫那些犧牲的戰士，不要寫我。為了信仰，他們血洒征途。我們算幸運者，沒啥寫的。”
此后，不論在抗日前線（李聚奎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旅參謀長等職），還是在解放戰爭（任冀熱遼軍區參謀長等職），抑或是抗美援朝戰爭（任東北軍區后勤部部長兼政委，負責籌措抗美援朝物資）中，李聚奎都是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傳奇英雄。新中國成立以后，1958年他被授予上將軍銜。當祖國急需石油時，毛主席一聲令下要李聚奎當石油部長去開採石油，他二話沒說，打起背包遠赴荒涼的克拉瑪依，到了寒風刺骨的大慶。
彌留之際李聚奎把兒女叫到床前語重心長地說：“我，一個老共產黨員，一輩子為信仰奮斗，沒有個人私產。”說完又顫巍巍地把他在5張白紙上一筆一劃寫的遺產“清單”交給5個孩子。孩子們展讀，那上邊赫然寫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展現了一個傳奇將軍、一個老共產黨人何等高尚的情懷！
與李聚奎有類似經歷的還有開國上將朱良才。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5年參加村農民協會。192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后隨朱德、陳毅到井岡山，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連黨代表、軍部秘書，參加黃洋界保衛戰等戰斗。1928年后，歷任營部書記，支隊、師、軍政治委員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他作戰勇敢，身先士卒，多次親率突擊隊爬城牆、攻堡壘，曾獲二等紅星獎章。長征中，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衛生部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經常親自組織醫療搶救工作。長征開始時，他任三十四師政治部主任，率領后衛師擔負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掩護任務。一次作戰中，他身負重傷血流不止，仍堅持不下火線，躺在擔架上指揮戰斗，給部隊以極大鼓舞和力量。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調入紅四方面軍，先后任第三十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三十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部長。西路軍失敗后，朱良才歷盡艱險，跋山涉水，輾轉千裡，經過36天的沿途乞討和化裝潛行，還要躲避敵人的追殺，也最終找到了援西軍，找到了黨組織。並任援西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38年春回到延安。
后來的開國大將王樹聲也是沖出敵人重圍、身遇危難，之后始終不忘入黨時的初心，矢志不渝一心要找到黨組織，最后獨自千裡一路乞討穿越沙漠，歷盡艱辛輾轉回到延安的。王樹聲（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了麻城縣第一支農民武裝，1927年參與領導麻城暴動和黃麻起義。1928年后歷任中國工農紅軍團長、副師長兼團長、師長、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兼第三十一軍軍長、西路軍副總指揮兼第九軍軍長等職。
1937年3月，為保存實力，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分散突圍。王樹聲率部轉戰茫茫祁連山，時值冰天雪地，冷得出奇，他們歷盡艱險，不久所部由300余人戰至11人。
由於敵人的重重包圍，重兵圍剿，盡管王樹聲帶領部隊選擇敵人防守力量薄弱處迂回穿插，趁機突圍，但依然傷亡慘重，最后隻剩下8人。為了減小突圍目標，王樹聲把剩下的8人分成兩個小組，決計在民勤縣駱駝店分路趕回陝北。王樹聲、騎兵師師長杜義德、營長譚雲保和一個通訊員編為一路，在行進中當天夜裡就遇到蒙古土匪的包圍。王樹聲以“我們的使命是到陝北去，向黨中央匯報。革命戰士不怕死，可死在這裡不值得！”的道理說服了其他3個人，將槍和金戒指交給了土匪，幸免一死。
王樹聲等4人走到靖遠縣境，巧遇紅五軍保衛局長歐陽毅。他也是東返途中輾轉流落到此，因身體不好又用光了路費，就發揮一技之長寫字賣字，邊賣字邊東行的。他見到王樹聲后，喜出望外隨他一起東去。
王樹聲長得疙瘩滿臉，剽悍敦實。一般膽小的百姓見了就怕。他在向一家老鄉找飯吃時因與老鄉成年的兒子發生口角，被追逐，先行逃跑。他和杜義德等戰友不慎走散，失去了聯系，從此，開始了獨自向著延安的目標乞討前行。
至此，王樹聲等由4人戰至孤身一人。他一心要回延安，要找到黨。春末夏初，正是騰格裡大沙漠多風的季節，天氣變化無常。他穿著破爛的衣服向東前行，孤身一人闖入茫茫沙海這絕境之中……時常狂風卷著沙石飛舞，天昏地暗中他不知自己在沙漠裡已經或慢走或滾動了多長時間。他常常掙扎著爬起來，仰身躺在沙坡上，想起西路軍失敗的慘況、許多患難與共的戰友壯烈犧牲時的遺言：“首長，你要為我們報仇！”一股無窮的力量鼓舞著他。他暗自加油：我不能死在沙漠裡，一定要走回延安，找到黨中央，繼續戰斗下去！隻有這樣才能完成烈士的遺願，才能告慰先烈的英靈……他走啊走，中途採摘帶在身上的沙棗吃光后肚子餓得直叫，嘴也干舌也燥得難忍，兩腿也像灌了鉛般不聽使喚了……他一下子栽倒在沙丘上。他不服輸，奮力地向東爬行。爬了半天，越爬越吃力，他最終昏倒在沙漠裡……所幸有位老鄉（亦說是個小商販）俞學仁搭救了他。老人說：“紅軍都是好人，是咱窮人的隊伍。我一定把你帶出騰格裡大沙漠，送你到延安去！”他們渡過黃河，來到寧夏同心城外，找到了紅軍。俞學仁臨返回時，王樹聲以保存多年的一個金戒指相送來報答救命之恩。
后來的開國中將方強回延安時也是一路行乞艱難找回黨組織的。方強（1911-2012），湖南平江人。192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任湖南平江縣獻鐘工人糾察隊區隊長，平江青年義勇隊區隊政治指導員。1927年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7年“馬日事變”后，平江的大批共產黨人遭到血腥屠殺，在這個白色恐怖的日子裡，16歲的方強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共產黨，從此成為了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在汨羅江邊的獻鐘橫街小學的小閣樓上，面對鮮紅的黨旗和馬克思、列寧的畫像，他跟著介紹人賀注民同志庄嚴地舉起了右手，握緊拳頭，聲音低沉但鏗鏘有力地進行了入黨宣誓儀式。入黨儀式之后，方強以“梭標亮光光，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作為自己的行動誓言。
緊接著，方強先后參加了獻鐘暴動、三月扑城（即1928年3月中共平江縣委組織20萬農軍武裝攻城，方強當時除任平江青年義勇隊第三區隊政治員工作外還在平、湘、岳游擊總隊負責情報工作）、平江起義，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
隨后，時任紅二十二師政治委員的方強參加了二萬五千裡長征，三過雪山草地，親歷了攻打長沙、搶渡湘江、巧渡金沙江、西路軍西征等戰役戰斗。遵義會議后任紅軍干部團黨總書記。1937年任紅四方面軍第九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隨軍西渡黃河作戰。1937年4月西路軍失敗后，方強在祁連山突圍中被俘。在獄中發起成立黨支部，任支部書記，堅持斗爭。同年6月組織200余被俘人員脫險歸隊。
在這艱險困苦之際，當年的入黨誓言一直言猶在耳，督促激勵著方強始終不忘初心，為黨的事業鞠躬盡瘁、奮斗不息。方強抱著絕不被困難嚇倒、堅決不退縮、定要找到黨的堅強信念，開始了尋黨的艱難旅程。他歷盡艱險，跋涉千裡，沿途乞討和化裝潛行，還要躲避敵人的追殺……入夜，他露宿在田邊地頭﹔餓了，捧一口泥水充飢﹔腳底化膿了，就用幾片菜葉進行簡單包扎。就這樣，經歷了一個多月難以忍受的磨難終於到達延安，回到黨的身邊。
同樣，后來的開國中將歐陽毅也是初心不改，歷盡千辛萬苦，以堅韌不拔的毅力、超人的勇氣和智慧回到延安。歐陽毅（1910-2005），湖南省宜章縣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紅四軍第二十八團連政治委員，紅四軍無線電台政治委員，紅五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紅四方面軍政治保衛局秘書長，總指揮部一局局長，西路軍總指揮部五局局長等職。
當時，歐陽毅所在的小分隊也被打散了。歐陽毅從此孤身一人。懷著一定要找到黨組織那矢志不渝的信念，歐陽毅過起了野人和生活，穿越一望無際的沙漠時差一點渴死。好不容易穿過沙漠后，已形同乞丐的他來到了甘肅到寧夏必經的一座長城垛子下，這裡的關卡檢查得十分嚴格。他的討米袋裡除羅馬懷表、派克自來水筆外還可怕地裝有9發子彈。他索性故作鎮定把干糧袋掀開一角主動遞上讓敵哨兵搜索，最終機智地闖過檢查。
歐陽毅繼續沿途討飯，過了黃河后鬆了一口氣。他走進甘肅靖遠縣許家灣，來到一戶叫許秉章的家門口要飯。他說自己是個落了難的生意人，想討口飯吃。沒想到剛說完，許秉章就說：“你做什麼生意，別騙我了，你是紅軍。”又聊了幾句后便熱情提議他以寫字謀生也未嘗不可。
有了賣字攢得的路費，身體也恢復了元氣，歐陽毅便決定按照計劃啟程去找紅軍了。不敢公開打聽就隻好耐心地捕捉一切有關紅軍活動的信息。事也湊巧，一次，他在與一位到過陝北的老鄉閑聊中打聽到了紅軍的行蹤：紅軍到靖遠縣打土豪，把這裡的縣太爺抓走后，捎話讓帶錢去贖“票”。隨即他裝作漫不經心地打聽出了彼地是曲子、環縣一帶后，便以賣字先生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到一連去了幾家學校找地圖查看具體位置與路徑，卻無果而返。繼續四處悄悄查找之際，他幸運的在一家老鄉的炕頭上發現了一本《幼學瓊林》，上面有一幅簡要的地圖，恰好標有他苦苦尋覓的曲子、環縣！
於是，歐陽毅告別許秉章和鄉親們，經海原、固原，過涇川，奔慶陽而去……雖然一路上遇到了不少麻煩，但他都用自己的書法手藝逢凶化吉，有驚無險地一路走了過來。走到慶陽驛馬關，他忽然被兩個當兵的攔住了去路。抬頭一看是兩個站崗的紅軍戰士。他內心一陣暗喜，真想跳起來扑過去叫一聲“同志哥”。可他克制住了。哨兵照章辦事，嚴肅地查問他的身份。
經過一番機智斗答，歐陽毅好不容易說動哨兵領著去見指導員，這才算是歸了隊。歐陽毅在慶陽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國平派專人送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歐陽毅最終歷經千難萬險，靠討飯、賣字終於到達延安，回到了革命的隊伍之中。
陳為人邊舍命保檔邊設法尋黨
陳為人（1899-1937），湖南省江華縣人。五四運動后到上海，在上海早期黨組織領導下他與俞秀鬆、羅亦農、張太雷等組創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成其首批團員。1920年冬赴蘇聯學習，1921年冬奉調回國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系黨的二大、三大和五大代表。1928年冬和1931年春在沈陽和上海兩次被捕入獄，在獄中忠貞不屈，堅守黨的秘密，組織獄中黨支部，領導獄中同志堅持斗爭，均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到1931年，中共早期秘密檔案已收集積累了總計約l萬件20余箱。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長張唯一負責。1931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后，張唯一將這些中央文庫分若干次緊急轉移。后因他奉調中共上海執行局秘書處負責人難以兼顧文庫工作，急需另一可靠人選擔此重任。1931年底，陳為人獲釋出獄，中央決定派陳為人管理中央密檔，由張唯一單線聯系。一個深夜，周恩來離滬赴蘇前，親自到陳為人的住所交待了任務。陳為人雖在獄中備受折磨身體十分虛弱但仍向黨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護，寧可放火燒樓，與文件俱焚。”
1935年2月，由於叛徒告密，張唯一的住處遭敵破壞。不知情的陳為人之妻韓慧英（黨的地下交通員）去張家送文件時，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逮捕。見妻子沒在規定時間裡返回，他意識到定是發生了意外，為保護文件決定立即搬家。黨的秘密條例規定，存放檔案必須是單幢房子。可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庫房很不容易，何況租賃單幢房子還得有鋪保。一時間他既不便找黨內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盡辦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可是每月30塊銀元的租金十分昂貴。
更何況這時陳為人已與黨組織失去聯系，斷了經費來源且早已衣食無著，可他還是不顧一切以化名張惠高、木材行老板之名租住於此，以保全中央密檔。白天扮成商人，晚上關起店門，在密室裡通宵達旦地整理檔案。
鑒於文庫安危陳為人不能出去工作，也無任何經濟來源。他隻好典當衣物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無奈他把二樓家具幾乎變賣一空，甚至將鐵皮罐頭之類雜物都賣光，唯獨留下一樓擺設以示老板派頭作掩護。全家每天以兩餐紅薯或山芋粥充飢。為了不讓房東察覺他家生活艱辛而引起懷疑，他常常蓋上一片干魚端到樓上吃，快到樓門口時怕孩子們看見就將魚片藏起來。就這樣，那片干魚片足足用了一個月。
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陳為人不得不常常搬家，長期的奔波勞累、生活的極其艱險和兩次入獄的折磨，使他染上嚴重的肺結核病，時常咳血不止。沒錢吃藥，就把蘿卜當水果吃潤肺。后來，連掩護機關也成問題。最后不得已，他讓進步青年李慕英給在河北正定小學任教的妻妹韓慧如寫信謊稱“姐姐重病”速來滬。她來后見家具變賣一空，姐夫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時不用的衣服都已賣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歲的嬰兒常常以水代奶，可憐的仨孩子飢餓難熬。他為逗愁苦的孩子們笑就領上跳個舞。
不久，陳為人的病情加劇，尋找黨組織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夾上煙葉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尋找黨組織。他秘密找過一次何香凝，卻被告知她門邊有暗探，叮囑不要再來。他隻好用黨內用過的聯絡暗語登尋人廣告，還讓韓慧如晚間到處在馬路兩旁的電線杆上張貼紙條，“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黨的注意，重新接上跟黨的聯系。
1935年底，在敵獄受盡酷刑的韓慧英咬定是去親戚家卻認錯了門。敵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証物証隻好放了她。為生計韓家姐妹外出教書。妻子在培明女中附小任教，這給他帶來轉機，她通過女中訓育主任羅叔章，與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系。他們這才知道，受黨的委托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也在到處查訪陳為人。
1936年秋，陳為人終與徐強接上關系。對這次接頭情景徐強后來回憶：“我見到為人，臉色蒼白，身體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錢，又不敢找朋友幫忙，肩上的擔子重啊！同我交談明顯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幾次問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講。”從接頭小飯店歸來后陳為人如釋重負，還輕鬆地與孩子們說笑起來：“爸爸今天總算吃飽了，把盤子都舔光了。”
陳為人的肺病日趨嚴重，再獨自擔當重任，危險很大。徐強決定立即轉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陳為人親自押著兩輛三輪車，把秘密檔案送到法租界順昌裡7號一幢石庫門房子。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幾年的重擔，他回到家中就吐著大口鮮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就這樣，他以頑強的革命毅力，克服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用生命保衛了中央文庫的安全，最后把大量黨的機密檔案和珍貴歷史文獻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給了黨。為挽救他的生命，黨組織特意對韓慧英說：“隻要能保住為人，需要用多少錢就用多少錢。”徐強將他送進廣慈醫院治病，但他覺得黨的經費太緊張了，兩次送他進去，兩次他都跑出來。徐強隻好找醫生上他家看病。無奈他為革命密檔嘔心瀝血、積勞成疾，已病入膏肓，1937年3月，年僅38歲的陳為人病逝。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陳為人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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