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國勝
2017年03月01日08:0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摘要】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過程中，為實現自身政治追求和建國主張，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國家目標、國家性質、國家概念的文字表述，即“新中國”國家符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民主建國等具體革命實踐的變化和現實政治任務的要求，提出過“自由統一的中國”“新的自由的中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等“新中國”的國家目標，有過“蘇維埃新中國”“三民主義新中國”“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社會主義新中國”等“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形成過“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新三民主義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新中國”的國家概念。“新中國”符號的話語建構與歷史演變，回應了復雜的革命環境，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動員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它既是革命道路的目標設置，又是國家發展的政治引領，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自己國家夢想的政治智慧、執著追求和奮斗軌跡。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過程中，為實現自身政治追求和建國主張，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國家目標、國家性質、國家概念的文字表述，即“新中國”國家符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具體革命實踐的變化和現實政治任務的要求，提出過“自由統一的中國”“新的自由的中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獨立、自由、富強、統一的新中國”等“新中國”的國家目標，有過“蘇維埃新中國”“三民主義新中國”“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社會主義新中國”等“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形成過“中華聯邦共和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工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華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新三民主義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人民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新中國”的國家概念，這些關於“新中國”符號的話語建構與歷史演變呈現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自己國家夢想的奮斗軌跡。
一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根據自身政治訴求，就中國革命形勢提出了針砭時弊的“新中國”國家觀。1922年 7月，中國共產黨在《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指出：“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39頁。）中共二大宣言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裡的奮斗目標，就是“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冊，第 133頁。）。此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受蘇俄國家理論的影響，主張推翻軍閥統治，實現民主共和國，且這個共和國裡促使蒙古、西藏、新疆實行自由聯邦制，成為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聯邦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的“新中國”國家概念，“自由統一的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08頁。）則是中國共產黨一開始追求的“新中國”國家目標。中國共產黨就為此國家夢想進行不懈的努力。之后，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由於已有“中華民國”的存在，中國共產黨並未提出新的國家主張。然而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之時，國民黨右派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被迫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革命道路。1927年 5月，中共五大宣言提出要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權同盟，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叛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聯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4頁。）。
1927年，中國共產黨先后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等，並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據地。先后建立過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和廣州蘇維埃政府等革命政權，盡管這些革命政權存在時間很短，但反映出中國共產黨自有了武裝和割據范圍后，也有了自己的建國主張，即“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早期對“蘇維埃共和國”國家符號的建構也經歷了諸多探索。1928年 1月 20日，中國共產黨提出要“創立蘇維埃的中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0頁。）。9月 20日，《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提出要建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蘇維埃中國共和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5冊，第 557頁。。10月 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雙十”宣傳綱要》提出“隻有推翻國民黨統治才能建立真正獨立統一的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國”，且認為“要建立工農兵以及城市平民的蘇維埃民主共和國”，“建設真正民主共和的蘇維埃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5冊，第 646—651頁。）1929年 3月 28日，《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為反對軍閥戰爭宣言》提出要建立“工農民主蘇維埃共和國”，並且號召全國貧苦商人、學生和一切手工業者與工農兵士聯合起來，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民主共和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00-103頁。）無論是“蘇維埃中國共和國”，還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抑或是“代表會議的民主共和國”，意思相似，是因不同時期不同需要作出的微小調整。“蘇維埃共和國”的完整表述應該是“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民主共和國”，與之前相比，加上“蘇維埃”（指“代表會議” ——筆者注）一詞，具有更多革命指稱和象征意蘊。
此后，通過具體的革命斗爭實踐，各地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相繼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各大蘇區連成一片，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應運而生。1930年 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對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未來作出了明確規定，要求“建立全國工農群眾自己的政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2頁。）。《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中則提到了“中國蘇維埃共和國”和“全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邦”。（《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7冊，第 234頁。自此，在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文件裡反復出現“中國蘇維埃共和國”。同年 8月 29日，《中共中央關於再度佔領長沙的戰略與策略給長江局等的指示》中就提到“佔領長沙后便須立刻召集廣大的群眾大會宣告成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革命委員會’ ”，“成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正式政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7冊，第 380頁。）這就使得“蘇維埃共和國”有了更高的目標和追求，即建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由於革命形勢的好轉和文字使用的習慣，最終確立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年 11月 7日，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個嶄新的“蘇維埃新中國”誕生了。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運行期間，中央政府頒布了憲法法律，發行了貨幣郵票，設計了國旗國徽等，同時將所有控制區域分設不同“蘇區”。至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由概念設想走進全面實踐之中，“新的自由的中國”在中國局部地區得以實現。隨后，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了“創立自由獨立的蘇維埃新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79頁。）的奮斗目標。但因反“圍剿”斗爭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被迫於 1934年 10月撤離江西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結束了局部執政，但“蘇維埃新中國”的政治追求並未因此戛然而止，仍在繼續探索與實踐。
二
1935年 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1935年 11月 28日，在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中，使用的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74頁。）。而同年 12月 10日，在對內蒙古人民的宣言中則使用了“中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這兩個名稱，並在結尾使用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署名，調整了長征前的名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冊，第 509—511頁。）17日開始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正式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2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解釋了這一改變的原因：“為了使民族統一戰線得到更加廣大的與強有力的基礎，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把自己的政策，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政策的許多部分，改變到更加適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情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冊，第 540頁。) “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外延更具代表性，更能適應當時的抗戰形勢的發展需要，不僅包含“工農”，而且能代表“中國人民”。“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各階層人民的利益的。”（《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59頁。）這一調整看起來簡單，其實有著更深刻的政治意蘊，即為了獲得更多的政治認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現反蔣抗日。
中共中央也對此次改名十分重視，進行了多次解釋。1936年 1月 27日，中共中央《關於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中提出：“要在群眾中解釋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及蘇維埃各種政策的改變，如中立富農、給革命小資產階級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抗日反蔣的軍官及士兵一律優待、優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及土地勞動經濟選舉法等，為的正是團結更廣大的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迅速去直接對日作戰，解救中國的危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7—18頁。）2月 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就“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意義是什麼”的問題進行回答：“人民共和國的意義就是：第一，能包括更廣大的群眾，不僅工人農民，革命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權力﹔第二，更能適合於當前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民族統一戰線﹔第三，現在蘇維埃的區域大部分是在缺少無產階級，經濟上比較落后的中國西北部，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也正適合於目前的地區環境。”（《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第 33頁。）
此后的一段時間，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名義發布的重要文件都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字樣呈現。如 1936年 2月 26日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關於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1936年 5月 5日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等。“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此時成為中國共產黨應對復雜革命形勢之需的“新中國”追求。
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加劇，“蘇維埃”這一表述已難滿足團結全民族抗戰的要求。1936年 8月 25日，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明確提出要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並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第 267頁。）10月，毛澤東在其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中第一次提出“中華民主共和國”（《毛澤東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46頁。）。10月 10日，《中共中央等為慶祝紅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通電》中正式提出“中華民主共和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第 319頁。）。11月 2日，毛澤東在致許德珩等人的信中提到“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84頁。）。11月 4日，毛澤東又在致陳公培的信中提出，“爭取民族革命戰爭與民主共和國之聯系及其徹底勝利之前途”（《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86頁。）。“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名稱，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國家主張，順應了革命發展方向。正如當時中央文件指出的那樣：“中央的政策是從團結全國抗日救亡的歷史任務出發，從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出發，全黨的同志都應徹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團結在中央政策的周圍，為民族的階級的利益而斗爭，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全部勝利而斗爭。”（《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4頁。）
“中華民主共和國”追求的是“獨立、自由、幸福”，這一點在相關文件中被反復提及。1937年 7月 15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提出，“新中國”應是“獨立自由幸福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4冊，第 370頁。）7月 23日，《中共中央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也強調，要“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的新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4冊，第 392頁。）。9月 18日，張聞天在《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這次抗戰的目的，是在打倒世界上最反動最侵掠與最野蠻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在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自由、幸福中華民主共和國。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4冊，第 511頁。）“獨立、自由、幸福”反映了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1937年 9月 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變更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是 1935年 11月成立的。它是中共中央抵達陝北后，為了統一對陝甘邊和陝北兩根據地的領導，重新劃分調整蘇區的區劃而產生的，當時在實質上代表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共合作協議作出了這次變更。此后，陝甘寧邊區政府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轄下的特區政府運行。“中華民主共和國”正式取代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三
全面抗戰時期，由於國共合作的需要，“中華民主共和國”在實踐中逐漸被“三民主義共和國”所取代。雖說二者的目標都是為了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但“三民主義共和國”更多強調了“三民主義”的國家性質。1938年 10月 12日至 14日，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32—633頁。）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提出，“獨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5冊，第 761—765頁。）《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致東北義勇軍及全體同胞電》《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致八路軍、新四軍電》《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致蔣介石電》《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等文件裡也採用了“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華民國”“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等表述。
“三民主義共和國”追求的“新中國”與“中華民國”存在表述差異，但兩者的方向是一致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就是“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華民國”，這與“中華民國”的建國主張有一致性，也是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前提。1937年 9月 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指出：“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68頁。）隨后，毛澤東又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指出：“共產黨不但要在抗日問題上與國民黨合作，而且要在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新中國上同國民黨合作。”（《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53頁。）1939年 7月 7日，《中共中央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中提到“三民主義新中國”，要求“鞏固國內團結，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力求進步，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40頁。）1939年 9月 25日，王稼祥在《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文中“號召全中國人民為實現三民主義共和國而奮斗”，因為“中國的馬列主義者認為實現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所必需，認為三民主義是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共同綱領和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6冊，第 634頁。）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開始考慮“三民主義共和國”的革命性質、革命動力和革命對象，進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國”概念。1939年 5月 4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 2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要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63頁。）。1939年 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強調，“民主共和國”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是“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49頁。）
“人民民主的共和國”的提出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概念形成埋下伏筆。1940年 1月 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隻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75頁。）隨著革命形勢變化，中國共產黨不斷豐富和發展“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家概念，賦予其更多內涵。“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中國”。對這個概念，毛澤東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77頁。）“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709頁。）1942年8月2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以團結力量建設戰后新中國》提出，中國共產黨“主張在抗戰后也聯合各黨派（包括國民黨，也包括共產黨及其其他黨派。）各階級（包括贊成合作建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也即是共產黨所提倡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13—414頁。）。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概念的解讀，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有力回應，是對國民黨倡導“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思想的抵制，成為團結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指導思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抗戰勝利之際，針對蔣介石主張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由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府，1944年 9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1945年 4月 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開幕詞中指出，“有兩種中國之命運”，“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26頁。）隨后，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作口頭政治報告中指出：“全國的解放，全國人民的解放，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這就是我們的總路線。”（《毛澤東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04頁。）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基礎上，又加入了“各民族自由聯合”，形成“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各革命階級聯盟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奮斗目標，使“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家概念更加明確和成熟。
抗戰勝利后，為了爭取和平，反對內戰，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三民主義新中國”被再次使用。雖然毛澤東已經預料到：“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麼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30頁。）但是仍然為了爭取和平民主作出了努力。8月 25日，《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指出，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全民族面臨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証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在宣言的結尾處，又再次強調“必須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55—657頁。）。“獨立、自由、富強”，直接對應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民權、民生”。1946年 1月 16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國民黨組織召開的舊政協會議上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其中一條，就是“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下，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1頁。）。1月 31日，舊政協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最終規定：“全國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3冊，第 58頁。）周恩來在會議閉幕會上致詞強調：“中國共產黨願意追隨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之后，共同努力，長期合作，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奮斗到底。三民主義新中國萬歲。”（《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3冊，第 100頁。）“新民主主義新中國”回到“三民主義新中國”，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建國的努力。
四
解放戰爭時期，“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建國主張。1946年 4月 20日，毛澤東在《向“四八”被難烈士致哀》中提到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毛澤東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12頁。）。這裡的“團結”強調的是國家的獨立與完整，因此，革命的目標是要實現國家的獨立、國內的和平以及人民民主，也即建設“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7月 7日，《中共中央為紀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明確提出，要為“獨立、和平、民主”（《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3冊，第 343頁。）的新中國奮斗。1947年 1月 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表的新年祝詞中提到“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毛澤東文集》第 4卷，第 211頁。）。10月 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新中國萬歲！”（《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39頁。）的口號。可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就是要打倒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7年 11月 6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時加寫了一段話，更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毛澤東文集》第 4卷，第 316頁。）
有了建國主張，就需要一個國家形態、一個國家符號與之相應。而在抗戰特定背景下提出的“三民主義共和國”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已難滿足即將在全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需要，必須根據新情況新特點進行調整。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聯合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了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新建立的國家應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因此，“人民”成為首要之選。是用“人民共和國”還是“人民民主共和國”？ 1948年 1月中旬，毛澤東提出了“人民民主共和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66頁。）這一國家符號，但隨后又使用了“人民共和國”。18日，毛澤東在《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正式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72頁。）的國家概念。之后，他又將這個概念進一步充實，指出：“由這個人民大眾所建立的國家和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聯盟的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313頁。）其實現方法，是“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頁。）。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83頁。）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有了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又有了聯合專政的對象，成為中國革命的新指向。
為了增強各階級、各民主黨派的政治認同，鞏固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在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久又提出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概念。1948年 8月 1日，毛澤東在《復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電》中提出要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114頁。）。10月 8日，《中共中央關於征求民主人士對〈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意見給高崗等的指示》中提到了“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548頁。）。11月，毛澤東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359頁。）。12月 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 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提出要“在全中國范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378—1379頁。）。1949年 1月 8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中指出 1949年主要任務就是“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並通過共同綱領”（《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234頁。）。“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一時間成為未來建國國家名稱的首選。
新中國成立前夕，經過多方征求意見和反復考慮，“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又被改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6月 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467頁。)對於為何又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給出了他的答案：“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471頁。）周恩來則在《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指出：“去掉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覺到‘民主’與‘共和’有共同意義，無須重復，作為國家還是用‘共和’二字比較好。”（《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701頁。）
也有人曾主張使用“中華人民民主國”來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董必武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比“中華人民民主國”好，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及愛國民主分子，它有確定的解釋，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復一次了”。（《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6冊，第 737頁。）
1949年 9月 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並就其“新中國”國家概念給出界定，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6冊，第 750頁。）至此，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符號在復雜的革命環境裡經過不斷的演變最終確立。
五
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符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每一個字詞的變化都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它的歷史演變過程既揭示了革命環境的復雜性和革命任務的艱巨性，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策略的靈活性和創造性。
“新中國”符號的話語建構，回應了復雜的革命環境。中國共產黨“新中國”符號的話語建構是隨著中國革命環境以及革命實踐的變化而變化的，體現出中國共產黨駕馭復雜革命形勢，根據革命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革命策略的能力。中國共產黨在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稱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時提出：“把統一戰線運用到全國去，把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建立起來，把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全民族的國家，把紅軍變成全民族的武裝隊伍，把黨變成偉大的群眾黨，把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結合起來，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冊，第 550—551頁。）此后“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又被直接改為“中華民主共和國”，去掉了“蘇維埃”，反映了中國革命大環境的改變。1937年 5月 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世界革命新時期的前夜）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建立起來的。”（《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263頁。）由“民主共和國”到“工農共和國”、由“工農共和國”到“人民共和國”、由“人民共和國”到“民主共和國”、再由“民主共和國”到“人民共和國”的不斷變化，表面上是幾個文字的反復，實際上是革命策略的調整，體現出中國共產黨應對問題的能力。
“新中國”符號的設定目標，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每一次“新中國”符號的確立即意味著革命的階段性目標的形成。1938年 3月 3日，毛澤東在對延安陝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講話中多次提到“新中國”，指出：“同學們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職業和不同的階層，但有著同一個傾向，即建立新中國的傾向”，“我們陝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104頁。）同年 4月 9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第三大隊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也提到了“建設新中國”。毛澤東指出：“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難便動搖退縮的人在歷史上是有的，希望你們中間沒有這樣的人，你們要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建設新中國而永不退縮，勇往直前，要堅決地為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奮斗到底！”（《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119頁。）這就指明了當時的革命方向。1942年 8月 2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以團結力量建設戰后新中國》提出：“獨立、統一、和平、民主、民生幸福、各黨合作的新中國，是我們全國軍民的奮斗的目標，也是我們共產黨的奮斗的目標。”（《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9冊，第 415頁。）因而，無論是“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次“新中國”表述的變化都體現了對革命前途的規劃，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進方向。
“新中國”符號的方向指引，動員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聯邦共和國”“工農共和國”“工農人民共和國”“民主共和國”“人民民主共和國”“人民共和國”反映了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的變化。“中華聯邦共和國”強調的是反帝反軍閥的革命，側重於團結全國人民特別是各少數民族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即工農共和國，主要是土地革命時期依靠工農聯盟進行土地革命，“動員與組織全中國民眾的力量，造成堅強的鐵的拳頭，來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與新的大舉進攻，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獨立自由的蘇維埃新中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1冊，第 192頁。）“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即工農人民共和國，主要是針對抗戰大環境的到來，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前提下爭取和團結廣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國民黨軍官士兵、富農、民族工商業資本家、海外華僑等共同抗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與獨立，爭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所有這些政策的改變，是為了一個基本的目的：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與獨立，爭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冊，第 543頁。）“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僅反映了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的夙願，而且體現出團結最廣大民眾，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建國的革命理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潔表達，避免詞義的重復，更易體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未來和前進方向。1949年7月 31日，毛澤東在《我們是能夠克服困難的》一文中指出：“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麼，即是說革命將經過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穩步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314頁。）每一次“新中國”的符號變化，都在針對革命形勢和革命對象的變化，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動員最廣大人民群眾朝著既定的國家夢想前進。
總之，“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新中國國家符號的演變，既是革命道路的目標設置，又是國家發展的政治引領，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自己國家夢想的政治智慧、執著追求和奮斗軌跡。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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