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光
2017年03月02日08:3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抗日戰爭后期，冀魯豫軍區下屬的抗日軍政大學陸軍中學（簡稱抗大陸中），曾一度名揚全邊區內外，深受社會各界的交口稱贊。
一、抗大陸中的由來
抗大陸中是楊得志將軍於1942年2月在冀魯豫邊區的渡陽琉璃井親自創辦的。
此前，日本帝國主義已開始推行“治安肅正”計劃，強調軍政民一體的“總力戰”。在軍事上，採取“牛刀子戰術”，實行“分區掃蕩，分散布置，靈活進剿”﹔在政治上，推行“以華治華”，強化漢奸組織，豢養死心塌地的賣國賊來統治佔領區﹔在經濟上，則對抗日根據地的物資大肆破壞和掠奪。他們到處設據點，建炮樓，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處，濃煙滾滾，一片廢墟，使千百萬平民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魯西、冀魯豫兩區雖然剛剛合並半年多，但連成一片的解放區卻被分割成了6小塊，抗日根據地漸漸縮小。此外，還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旱災、蝗災，更使我軍民雪上加霜。
在此危難之際，黨中央於1941年12月17日向全黨發出“精兵簡政”的號召，要求全軍按照“逐漸收縮，保存實力”的方針，整頓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還強調指出：“精兵簡政”是克服根據地日益縮小，財政經濟嚴重困難和生息民力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蘇振華、副司令員楊勇、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等人反復研究后，立即在軍區實行起小團制，即在團的建制中撤消了營級單位，實際上是團變營、營變連。於是，大批干部被精簡下來。
為保存、儲備和提高這批干部，同時也為了培養一批在職的優秀青年干部和從敵佔區來的進步學生，軍區決定組建一所學校，讓他們入校學習。為此，先辦了一個類似現在的“學習班”，作為“試點”，以便總結經驗。但是，有不少營團干部對此並不理解，有些抵觸情緒，並不安心學習。楊得志得知此情，深感問題嚴重，遂決定親自兼任校長，並選調一位得力的副校長主持學校日常工作。幾經篩選，他最終看中了教導第7旅代旅長余克勤。此人一向英勇善戰，又是年輕的老紅軍，無論戰功，還是資歷，都足以為人師表﹔還曾在紅大擔任過學員隊隊長及隨營學校學員營營長，有豐富的學校管理的經驗﹔另外，他一身正氣，又善於團結同事，關心屬下，具有較強的凝聚力。
隨后，軍區領導研究決定：在原魯西軍校抗大一分校二校基礎上，成立抗日軍政大學陸軍中學，簡稱：抗大陸中﹔由楊得志兼任校長，余克勤任副校長主持工作，軍區宣傳部長鄭思群任副政委，朱子偉（后為潘焱）任教育長，趙風岐任政治部主任﹔辦校方針，同樣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學校除校部設有供給股、衛生所、通訊排之外，下設四個中隊，一隊、二隊的學員是由參軍較早的老紅軍、老八路組成，均為團營干部﹔三隊的學員由在職工作人員組成，都是連排干部﹔四隊是由參軍時間較短和從敵佔區來的一部分進步青年學生組成，其中有一個女生班。另外，還領導一個邊區地方學院——筑先學院（該學院是以當地犧牲的抗日將領范筑先的名字命名的，約500人），全校共1000余人。
二、抗大陸中的校風
余克勤、鄭思群等人上任后，首先根據楊校長的指示商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計劃。接著分頭進行調查研究，並就一些突出問題達成共識。隨后，重點採取了三項措施，也就是軍區首長后來給他們開玩笑時所說的“三把火”，即“燒官氣”、“燒惰氣”、“燒嬌氣”。
所謂“燒官氣”，是不准學員帶戰馬、帶警衛、帶通訊員。余克勤等校領導根據掌握的情況，先是找有關團、營干部個別談話，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然后專門召開一、二隊全體學員大會，明確規定：干部在校學習期間，要放下官架子，以普通學員的身份參加學習，任何人不得搞特殊化。所帶工勤人員，一律返回原部隊﹔所帶馬匹，統統上繳后勤分隊。
由於一、二隊的學員多是老紅軍和抗戰初期入伍的同志，他們在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初期，從南打到北，由西打到東，始終堅持在對敵斗爭的第一線，不少人還多次立功，所以，一開始取消其以往待遇，曾遇到不少阻力。但他們畢竟是受黨教育多年的好同志，一旦明白了道理，也就很快付諸實施，帶頭當好普通學員。
所謂“燒惰氣”，是打掉某些教員、學員的“等、靠、要”思想，因陋就簡，艱苦創業。沒有教材，自己編印﹔沒有教具，自己制作﹔沒有教室，就在田間地頭、打麥場上、樹蔭底下上課。屆時，背包當凳子，膝蓋當課桌，手指頭當成筆，沙灘當紙張。教員更艱苦，常常用老鄉的黑色門板靠在大樹上當黑板，用破磚爛瓦中的白石灰塊當粉筆，弄得滿臉灰塵，嗆得直咳嗽。
當時，課時分配是政治課佔40％，軍事課佔40％，文化課佔20％。上軍事課時，由於武器少，一個隊平均8支步槍，還有的打不響，所以大家分外珍惜打靶的機會。為取得優異的成績，無論男女學員，都常常在地裡、溝裡摸爬滾打，苦練基本功。
所謂“燒嬌氣”，是當時部隊和群眾都嚴重缺糧，學校的供應也很差，每人每天定糧不過半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糧。為填肚子，隻好發動學生採集樹葉、野菜。學校還特地規定，每個隊每天要派出一個班去挖野菜。由於長期缺乏營養，學員們有的得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犯愁﹔有的得了浮腫病，鞋子也穿不上，隻好找條細繩系著。此間，日寇又不停地對中心區進行頻繁的掃蕩，為對付日偽的炮火，有時不得不天天行軍，夜夜轉移。他們經常是夕陽西下就出發，東方欲曉又開始宿營，平均每天行程60裡左右。一遇刮風下雨，個個成了泥人。有幾次，還遇到學校剛准備開飯，就接到日偽襲擊的情報，顧不得吃一口就又出發了。
盡管如此，由於燒掉了“三氣”，樹立了正氣，學校上下洋溢著團結友愛的互助精神、大無畏的進取精神和革命的樂觀主義。在行軍中，身體強的主動幫身體弱的同志背背包，男同志主動幫助女同志背行李﹔到達宿營地休息時，還要幫助老鄉掃院子、挑水、干農活等。在上課空隙或助農勞動中，對群眾進行抗日宣傳。是共產黨員的，要把每天宣傳內容、人數、場次及助民情況等一一向黨小組長匯報，小組長每天向支部書記匯報。
各學員隊指導員還負責文體活動，主要是拔河、打籃球等。打籃球是把一個藤籃的圈兒綁在一架木梯上，木梯埋在土裡，大伙兒還打得挺有勁。此外，還要每周組織一次娛樂晚會，會場往往設在群眾的大院子裡，或在打麥場上。由同志們把家鄉的小調、民歌、戲劇等，都貢獻一段。於是，河南豫劇、河北梆子、山東呂劇、快板、地方小調應有盡有，真是五湖四海大聯歡，人人都感到分外開心。
特別是學校開大會時，各隊互相拉歌，每次拉歌又總是青年隊奪魁。因此，青年隊常常得到軍區首長的表揚。
學員隊的領導，對女學員格外關心和照顧，行軍時總是把她們安排在隊伍中間，宿營時隻讓她們白天站崗、放哨，不讓她們晚上擔任警戒。至於其它公差勤務，則盡量不讓她們參加，以便她們盡快恢復體力。特別是住宿，男學員一律住在野外、場院、牛棚，而把她們安排在群眾家裡。一般說來，老百姓一家有兩三間房，騰出一間給她們住半個班到一個班，也就是5至10個人。她們都是打地鋪，先在地上鋪草，再把門板卸下來當床。因為學校是流動的，所以住老百姓的家也不是固定的，過段時間就得換一家。女學員也堅持為房東打掃院子、挑水，爭當“水滿缸運動”的模范。男學員怕她們滑到井裡，總是提前跑到井旁邊，幫她們一一把水桶打滿，提到井台上。當然，女學員也想方設法地幫助男學員，如縫縫補補之類。
就這樣，條件雖然艱苦，任務雖然繁重，但始終洋溢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氣氛。
三、在“九·二七”大“掃蕩”中的抗大陸中師生們
由於抗大陸中設在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區，即濮縣、范縣、觀城三縣交界的孟樓一帶，和黨、政、軍機關離得不遠，因此，經常受到日偽頻繁的掃蕩。
1942年9月27日，抗大陸中遭到了日偽最殘酷的掃蕩。敵軍集中了萬余人，在10輛坦克、250輛汽車和一些飛機的配合下，兵分8路，對濮、范、觀交界處進行了血腥的“鐵壁合圍”，妄圖消滅邊區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
那天早上，抗大陸中的師生正出操，忽然遠處傳來隆隆的炮響。余克勤急忙向司令部情報隊詢問“怎麼回事？”對方說，他們並沒有接到鬼子掃蕩的情報。待學員吃過早飯，正准備上課，炮聲夾雜著槍聲越來越近。余克勤憑其多年的經驗，意識到形勢嚴峻，立即命令各學員隊做好應急准備。這時，學校和上級已經失去了聯系，眼前情況也難以判斷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又是一次大“掃蕩”。不一會，敵人果然潮水般地沖來。如果不能突圍出去，全校將會覆沒。在此危機時刻，余克勤果斷地作出決定：由副政委鄭思群、教育長潘焱帶學員轉移，自己和其他同志負責掩護。
將近中午，敵人的包圍圈已經形成，剎時炮聲、槍聲大作，飛機瘋狂掃射，包圍圈越縮越小，形勢越來越急。
“一定要突圍出去！”余克勤一面大聲呼喊，一面掩護著大家邊打邊撤。下午三時，總算攻破了敵人的薄弱環節，使絕大部分師生沖出了包圍圈。
這次掃蕩，抗大陸中遭受到了巨大損失，有50名教官和學員被敵人俘去，其中包括女生班的5人﹔訓練處長孫厚甫、校務處長王志彬在戰斗中壯烈犧牲﹔潘焱教育長的愛人韓紅因臨產而被敵人抓捕，最后在山東鄆城慘遭殺害……根據地人民也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大部分村庄變成一片廢墟！人民群眾為了掩護我們的干部、學員，還獻出了自己的親人。如3隊有位學員，就是一位老大爺以兒子的生命為代價救下來的！
在突圍中，鄭思群為保護學員而與隊伍失散。他邊打邊跑，后來又就近躲進了一家群眾的院子裡。他見鬼子緊緊追趕著，為不落入魔掌，竟用最后一顆子彈射向自己頸部。隨著“叭”的一聲響，自己倒在血泊中！鬼子趕到后，見他臉上、脖子上盡是鮮血，用腳踢了踢，以為他死了，才揚長而去。幸運的是，他那一槍打偏了，並沒有傷及要害處，最后被群眾搶救過來。
在這次反掃蕩中，女生司同蘭和同班同學李翠蘭在一起。李翠蘭小時候纏過腳，跑不快﹔而司同蘭雖然是個大腳，卻穿了一雙小號的新鞋。經過半天的奔跑，大腳趾被擠得青腫，腳掌上又磨出了泡，實在走不動，兩人一起掉了隊。為躲鬼子，她們就在路旁棉花地裡的高棉花棵下藏起來。當時，她們隻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教員在給她們上第一堂課時所說的：“我們八路軍的同志，寧死不當敵人的俘虜。”她們還商定，敵人必然從這裡過，如果他們用刺刀亂扎亂捅，自己也不要出聲。隨后，她倆南北方向躺在棉花地裡，聽著鬼子的炮車從一旁行駛的聲音，紋絲不動地任憑鬼子從身邊走過，鬼子竟然沒發現她們﹔也可能看見了，但認為她們已經死了，沒當回事。等敵人走過去、站在大堤上向北射擊時，她倆才迅速爬起來，夾在逃難的群眾中間，逃出了包圍圈。
在“9·27”大掃蕩中被俘的50名抗大陸中師生，當天被關在范縣一間破舊的民房裡。夜間，他們曾試圖挖牆逃出，但因敵人防守太嚴，未能成功。第二天一早，他們被裝上汽車，拉到鄆城。接著，又經巨野、濟寧，被押往濟南。其間，他們也幾次准備逃脫，均未如願。
在濟南，學員們被關進靠火車站不遠的一個外國石油公司的房子裡。敵人對他們進行逐個審問，並玩弄所謂的“懷柔政策”，還派“宣撫班”進行“宣撫”，妄圖瓦解其斗志。然而，大家不但無一動搖，反而利用放風的機會秘密串聯，很快成立了以二隊教官、老紅軍戰士羅少維為首的“臨時行動委員會”，由羅少維統一指軍並負責二隊、溫元著負責三隊、楊文淵負責校部和青年隊，相機組織暴動。遺憾的是，未待他們動手，敵人卻把他們轉移到了斜對門的原美孚石油公司的倉庫，白天被押著去挖封鎖溝或修飛機場，晚上擠在一座鋼筋水泥砌成的庫房裡，對他們看守更嚴了。
盡管如此，抗大陸中師生們仍冒著性命危險，克服重重困難，進行了周密策劃，並決定在11月16日利用吃晚飯的機會舉行暴動。正當大家焦急地等待預定的信號，突然兩輛汽車載著幾十個鬼子開進院子，——原來是一群衛生兵，要給關押他們的庫房消毒。這些人折騰來，折騰去，佔去了好長時間，使暴動計劃被迫取消。
此后，由於敵人改變了看守策略，集體暴動越來越困難，隻能由少數人相機行事。於是，出現了羅少維、黃興華等5同志白天奪取敵槍的暴動，傅伸驊、溫元著等十幾位同志夜間奪槍越獄的暴動。其他同志也都以他們為榜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逃出虎口，重新回到冀魯豫革命隊伍中。
為此，冀魯豫軍區黨委於1943年2月15日下達了《軍區黨務委員會為羅少維等同志在敵獄組織暴動事告全軍區黨員通知書》，通報表揚羅少維、黃興華、傅伸驊、溫元著等同志“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革命品質和氣節”。要求各支部要根據這一事實，對黨員進行氣節教育，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接著，楊得志司令員接見、慰勉了越獄歸來的同志們。4月17日，軍區《戰友報》又在第4期頭版位置，再次宣傳英雄們的感人事跡。軍區政治部宣傳隊也以這次越獄斗爭為題材，創作並演出了活報劇。
身為校領導的余克勤、鄭思群、潘焱等人，為擁有這樣一批好教員、好學員而深感欣慰和自豪。同時，充分利用這一活生生的教材，在抗大陸中掀起了學習羅少維等同志大無畏革命精神的熱潮。從此，抗大陸中進一步煥發出勃勃生機，受到當地軍民的交口稱贊和冀魯豫軍區的一再表揚。
四、抗大陸中的光榮
1944年6月，抗大陸中經過2年多的風風雨雨，如期完成了教學計劃，學員畢業，並奔赴各個戰場﹔按照上級指示，與晉冀豫軍區黨校合並，向太行山挺進。這時，學校已成功地培訓學員600余人。
抗大陸中撤銷時，校長楊得志已奉命去陝北保衛延安，直到1945年10月7日才遵照中央軍委指示重返冀魯豫，就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一縱隊司令員。隨后，又改任晉察冀軍區第2縱隊司令員、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華北軍區第2兵團司令員，參加、指揮了邯鄲、石家庄等戰役，后參加平津、太原、蘭州、寧夏等戰役。
楊得志於1950年兼任陝西軍區司令員。1951年2月抗美援朝，先后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9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1954年回國，1955年4月任濟南軍區司令員。
自1969年起，楊得志歷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司令員。1979年1月，改任昆明軍區司令員。1980年起任國防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秘書長。1955年被授上將軍銜。
抗大陸中撤銷后，為恢復和發展水東抗日根據地，冀魯豫軍區抽調307位精兵強將，作為“南下大隊”，由余克勤和一分區政委袁振率領著開赴水東地區。在這307人中，就有溫元著、司同蘭等好幾位抗大陸中學員。
7月1日，“南下大隊”從蘭封（現為蘭考）、內黃之間越過隴海鐵路，進入水東地區最北邊的杞縣。先打掉了楊城敵據點，活捉了偽保安大隊長賈建德，給水東人民群眾送了個厚重的見面禮。7月4日，到達杞南，和王廣文、李中一領導的“水東獨立團”勝利會合，並遵照上級指示進行整編擴建，整編后的部隊仍用“水東獨立團”番號，余克勤任團長，袁振任政委。接著，獨立團相繼攻打長崗、河堤嶺、葉寨、歐陽崗，捷報接二連三。1945年元月，冀魯豫軍區十二分區（即水東軍分區）成立，余克勤任司令員、袁振任政委。
后來，余克勤曾任湖西軍分區司令員、華北獨立二旅旅長、68軍副軍長、洛陽步校校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抗大陸中撤銷前，潘焱曾調任冀魯豫軍區第2軍分區參謀長，於1943年10月組織奇襲八公橋。此后，又參加指揮了昆張戰役、攻克清豐縣城、討伐漢奸劉本功、陽谷等戰役，鞏固和擴大了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屢立戰功。
在解放戰爭時期，潘焱於1945年10月任冀魯豫軍區參謀長，1946年12月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7縱隊參謀長，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戰軍第1縱隊參謀長，參加了解放鄭州戰役、淮海戰役等。
新中國成立后，潘焱於1949年11月參加了進軍大西南，解放貴陽及貴州省的戰斗。同年12月與楊勇等組成前指，率16軍、18軍入川，參加了成都戰役。1955年3月，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6軍軍長，1958年8月回國。此后，相繼擔任海軍北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參謀長、顧問，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抗大陸中的其他教職員工和學員，后來也有不少成了我軍的高級將領。如政治指導員朱光，曾任海軍司令員﹔學員張平，曾任68軍副軍長。其他同志，也都一個個在各自崗位上作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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