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文婷
2017年03月03日07:4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摘要】任弼時認為，“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是“布爾什維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內容，也是青年團應該遵循的原則。他不盲從於蘇聯經驗與理論，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按照實際情形有選擇性地運用蘇聯經驗。在領導青年團工作中，他堅持在實際調研中找准問題，結合青年國際建議，健全青年團組織﹔在實際宣傳中改進方法，深入淺出講理論，恰當引導群眾﹔在實際斗爭中完善策略，領導青年實踐理論，發展壯大團的力量。面對“左”和右的錯誤思想干擾，任弼時總能及時發現並參與糾正錯誤。其原因在於他始終堅持按照實際運用理論，對革命形勢和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判斷。任弼時堅持按照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使他在領導青年團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展現了出色的組織才華。
1925年初，任弼時在根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精神撰寫的《怎樣布爾什維克化》一文中，提出了“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的觀點。在任弼時看來，按實際情形運用經驗與理論是“布爾什維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內容，也是青年團應該遵循的原則。（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頁。）此時，任弼時正擔任第一任團中央組織部主任。幾個月后，即從1925年5月開始，他又連任兩屆團中央總書記，直到1928年3月調離。作為這一時期青年團的重要領導者，任弼時是怎樣在工作中踐行自己提出的“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呢？
一、“不是要團員不顧實際情形而來仿效俄國黨的經驗”
1924年9月，任弼時從蘇聯回國僅僅一個月，就被團中央任命為江浙皖區委委員，走上了青年團的工作崗位。應該說，青年團的工作是任弼時留學歸來接觸的第一項具體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回到中國的實際環境中，任弼時首先面臨的考驗就是如何對待蘇聯經驗與理論的問題。
當時，青年團正面臨著一個發展方針上的爭論：即中國要不要按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在現已存在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外另建一個“民族革命的青年群眾組織”（共青團中央青運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編《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青年運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頁。）——群眾國民革命統一青年團。
大家觀點並不一致。據當時參加工作的同志回憶：“關於青年運動，也有幾位同志尤其是C.Y.中央有兩個人很主張在目前應組織全國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組織。”（C.Y.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縮寫。參見《關於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彭述之給中共旅莫支部全體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頁。關於中國青年團組織的名稱，最初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即“S.Y.”。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團的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即“C.Y.”。）但任弼時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實是沒有實現之必要。”他甚至預見，這一團體如果成立，“將來使中國國民革命一敗涂地，亦未可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頁。）
任弼時不是在危言聳聽，而是在陳述“以理論和事實對証觀察出來所得的結果”（《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124頁。）。他認真研讀了青年國際四大提出這一決議的目的、依據和適用范圍，仔細分析了大革命時期國內政治與政黨的發展形勢后認為，青年國際要求建立的這種組織在沒有開展民族革命、沒有政黨和青年群眾尚未團結起來的國家中是需要的，但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中，將發生極大的矛盾和危險。國民黨、共產黨已成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兩大力量，他們合作的良好將會保障國民革命的前途。現有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已在幫助國民黨改組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另建組織上完全獨立，政治上有“獨立主張的權柄”的青年團體，第一，會造成“組織上的技術工作加多，物質和人材上的損失”，革命力量“不獨不能團聚反而分弱”（《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123、120頁。）﹔第二，新建的“群眾國民革命統一青年團”有可能因為組織內部成分復雜、政見不一而難以駕馭，“反將成為一種反對革命的青年組織，則前途危險更大矣”（《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123頁。）。
任弼時的見解符合中國青年團的實際情況。從發展現狀看，與一些沒有建立青年團組織、沒有啟發群眾階級覺悟的國家不同，中國的團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8月已經成立，並通過加強自身建設，逐漸成為了一支綱領明確、組織統一的全國性先進青年團體，在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在中國進行青年組織工作不容忽視的現實。從經驗教訓看，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初，曾因為組織鬆散、活動獨立、團員成分復雜、思想信仰不一而遇事分歧，缺乏凝聚力，於1921年春，相繼出現了團組織活動的停頓。直到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共產國際對青年團進行了恢復與整頓，加強團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明確了團員信仰和黨和團的關系，申明了團的紀律，純潔了團員隊伍，這才使青年團重新煥發出了活力。所以，如果按照青年國際的決議機械執行，再建一個“新且獨立而帶有政黨性的青年組織”（《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121頁。）反而會舍本逐末，影響青年團的發展。而歷史也間接証明了任弼時的預見。如果當時建立了成員復雜的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那麼國民黨背叛革命后，這個組織極有可能要面臨一場大分裂。后來召開的黨的四大肯定了任弼時的觀點，隻承認當時最重要的是切實做好青年運動，在政治上絕對接受黨的領導，中心問題是“在青年運動中吸收多數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數量上盡量擴大S.Y.組織”，而沒有提再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49頁。）
這一事件突出體現了任弼時不盲從蘇聯經驗與理論，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按照實際情形有選擇性地運用蘇聯經驗的方法態度。雖然當時任弼時還是一個21歲的青年，而且剛從蘇聯回國，然而，“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清楚地知道，一定要堅決反對“不顧實際情形而來仿效俄國黨的經驗”（《任弼時選集》，第1頁。）。在工作中，他一直以辯証的態度對待所學經驗和理論，以客觀實際作為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標准。他要求團員學習“布爾什維克黨”幾十年奮斗的經驗，並親自動手為團中央刊物《中國青年》撰寫了《列寧與十月革命》《蘇俄政治經濟狀況》《蘇俄與青年》《列寧主義的要義》《馬克思主義概略》，以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介紹蘇聯革命情況﹔但同時也強調“不應做一個不顧環境的模仿主義者”（《任弼時選集》，第3頁。），並批評一些同志因為“某國的是那樣，某地方是那樣，所以我們不妨照例去做”（《任弼時選集》，第3頁。）的態度和把馬克思或列寧的個別詞句當標准的行為。蘇聯的經驗和理論，不是什麼共產主義的新名詞，也不是幾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則，必須結合實際，“務求其合乎環境而能實行”（《任弼時選集》，第4頁。）。也正是因為秉持著這樣的觀點態度，任弼時才能在青年團工作中糾正誤讀列寧建黨、建團學說，脫離實際，主張以黨代團的“先鋒主義”和取消團的領導的“取消主義”，才能在后來若干重要的歷史關頭，當黨內有人把蘇聯經驗當教條的時候，堅定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一方，為克服“左”和右的錯誤作出貢獻。
二、“注意實際研究”
除了以辯証的態度對待蘇聯經驗以外，任弼時也非常重視對實際問題的研究，“注意分析中國社會”（《任弼時選集》，第4頁。）。他反思自己青年團工作中的不足，認為“缺點尚感實際經驗的缺乏，往往理論不能適用於實際生活”（《任弼時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較國內實際工作者尤為幼稚”（《任弼時書信選集》，第17頁。）。而這是因為過去在莫斯科時沒有注意實際問題的結果。所以，他寫信建議還在莫斯科學習的友人，要“注意實際研究”，特別是積累“黨團工會等組織教育等經驗”。（《任弼時書信選集》，第17頁。）他自己則在負責全國范圍的青年團工作中，對團的組織狀況進行實際調研，走到一線青年工人中開展宣傳工作，並指導五卅運動的實際斗爭，以做到靈活地、切乎實際地運用馬克思主義。
在實際調研中找准問題，結合青年國際建議，健全青年團組織。任弼時在接手青年團工作的時候，也隻有一些局部的、感性的認識，不是很了解團建工作的具體情況，但他很快組織了一場系統而扎實的調查研究，以摸清情況，找准工作方向。在致羅亦農、王一飛的信中，他寫道：“接任以來為時不久，對於全國組織詳情，尚無極明確觀念，但現我正在從事清查。”（《任弼時書信選集》，第17頁。）這次調查研究從1925年2月中旬開始，持續了9個月的時間，發放了近10種設計細致的提綱、表格，范圍涵蓋全國各地方的團組織。調查主要分兩類，一類是對各地基本政治經濟情況的摸底。如：有無人民的組織、有無同志及同志之朋友及家族﹔有多少工廠、作坊、學校及村庄﹔學校的種類、數量，學生數量等。另一類是對地方團建的詳細情況的調查。包括團員數量、各種階級成分比例、年齡成分比例、男女比例及建團以來各年加入數字和五卅后加入情況，行業混合支部及小組情況等等。（參見蔡慶新：《任弼時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當時，青年國際三大建議，“為了從組織上鞏固團”，要“把運動嚴格集中起來”，“加強團內的紀律”，“正確地把工作分配到團員中”。（《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青年運動》，第101頁。）所以，在這次調研中，任弼時專門了解了學聯、學生自治會等組織的詳情及學生在校外參加其他團體並活動的情況，團的各級會議內容和上級出席情況以及干事工作態度、地委分工負責情況，等等。正是依據這些第一手資料，任弼時有針對性地健全與調整了共青團的組織手續和機構，如建立“報告”“通信”制度、建立團員持証制度、劃清部門職能邊界等，明確了團員的義務與責任，進一步規范了青年團的建設工作，增強了團組織的戰斗力和凝聚力。
在實際宣傳中改進方法，深入淺出講理論，恰當引導群眾。加強對群眾的宣傳教育，是團結群眾的力量，爭取群眾支持和參與革命的重要步驟。青年國際三大明確指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應該把組織和宣傳工作的重心轉移到青年工人當中去。”（《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青年運動》，第101頁。）為了取得對工人教育的直接經驗，任弼時親自到上海曹家渡純善裡52號的工人訓練班裡給他們講《共產主義ABC》的課。這個班一半以上是女工，且大多是文盲。剛開始，任弼時講理論，但大家都不懂。任弼時就改變了方式。有材料記載，他從教上海歌謠入手：“我伲窮人真傷心，住麼住格‘滾龍廳’，關麼關格蘆芭門，門搭用格布條箸……”許多女工邊唱邊流淚。（參見曉舟：《任弼時與中國共青團》，《中華兒女》2002年第5期。）他還通過中蘇工人實際生活中微小事物的對比，幫助工人們理解抽象概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從實踐中，任弼時總結出，要在內容上聯系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工人的切身問題﹔要在表述上深入淺出，不能過於空泛，也不能過於艱深﹔要在形式上多種多樣，“採用文字圖畫及口頭的宣傳”（《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545頁。）。初覺悟的工人，“他們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樣解除切身的許多壓迫”。空洞地介紹法國大革命，“他們隻認作是海外奇談，不能使他們感覺切要”。也不能簡單地號召“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反抗地主和資本家”，要說明他們怎樣壓迫的事實和怎樣打倒的方法。基於此，他要求每個團員都要實際參加宣傳，詳細調查研究群眾生活，替他們提出很實際的極切身的要求，領導他們為這些要求而斗爭，而不是“隻顧房間的研究”。（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546頁。）
在實際斗爭中完善策略，領導青年實踐理論，發展壯大團的力量。任弼時對團的性質有著清楚的定位，它“是行動的群眾組織，並不是一種學院式的研究團體，就是研究也不僅是靠著書本上的理論，而是要在行動的奮斗過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意義的經驗”（《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91頁。）。在率領廣大團員和青年參與五卅運動的斗爭實踐中，任弼時根據形勢發展和實際情況變化，及時改變斗爭策略，將青年運動引向了正確的方向。運動之初，任弼時從多數群眾傾向革命的現實出發，號召各地團組織將“此次反帝運動應盡量擴大到全國”（《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94頁。），並詳細安排了斗爭計劃予以指導。隨著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制裁和軍閥的武力威脅下產生動搖，上海商人宣布復市，工人經費困難，淞滬戒嚴司令部布告取締愛國團體等情況變化，任弼時連連發出通告，要求工人變更罷工策略，學生復課進行學業。通告指出：工會提出的地方最低要求得到滿足之后即可上工，“停止工人階級孤軍急進，守住現得的陣地，以免潰敗而儲戰斗實力”（《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13頁。）。學生復課也“不是停止反帝工作，正是要一方進行學業，一方集中學生的力量，繼續做反帝運動”（《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16頁。）。同時要求有針對性地加強秘密工作，隱蔽組織，保存革命力量。從這場斗爭中，任弼時還看到了進一步壯大青年團組織的必要性：“現在客觀環境的發展，已經超過我們主觀的力量，尤其是在這次運動中，感覺得我們應付的能力不夠，工作人才分配不及。”（《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97頁。）為此，他提出吸收新團員的標准不要太嚴，可以在吸收進來以后由專門人員加強教育。特別是“對於工人，更絕對不可以明白馬克思主義為介紹入校之標准，隻要他是誠實勇敢，能活動而服從紀律者即可”（《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05頁。）。農村中也要發展團組織，並“按照當地之實際情形規劃進行”（《任弼時選集》，第18頁。）。正是這種腳踏實地的組織方法，使青年團得到了大發展。據1925年9月統計，全國團員人數已由“三大”時2400多人發展到9000多人，其中工人成分由不到10%增長到38%。（參見《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三、“免除過左過右及妥協的傾向”
當對革命理論與客觀實際有了清醒認知，並經受過實際斗爭的鍛煉后，就能在政治上進一步成熟，也就更能在復雜的形勢下，站穩立場，辨明方向。所以，任弼時提出“免除過左過右及妥協的傾向”（《任弼時選集》，第3頁。），既是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的要求，也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客觀結果。在這一時期，任弼時和青年團及黨內其他從實際出發的干部一起，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斗爭，並參與糾正“左”傾盲動錯誤，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探索符合實際的青年團和中國革命發展道路。
與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斗爭，是任弼時始終從革命實際出發堅持真理的典型例子。陳獨秀是任弼時革命領路的“老先生”。是他主編了任弼時的政治啟蒙讀物《新青年》﹔是他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向任弼時當面講授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也是他赴東方大學參加了中共旅莫黨員支部大會，並在會上肯定了任弼時的發言。但面對大革命后期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越來越明顯的反共面目，陳獨秀卻始終採取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他不僅沒有指出革命營壘中新右派叛變的危險性，反而一味遷就國民黨，放棄做軍隊工作，主張消極壓制農民運動，從而使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
任弼時沒有盲從這位他十分敬重的領袖。他“並不完全反對讓步”，必要的讓步會對“工作的本身沒有妨礙，而且利於以后的發展”。（參見《任弼時選集》，第2—3頁。）但也清醒地知道，陳獨秀無條件退讓的政策，“直等於投降資產階級”（《任弼時選集》，第42頁。）。剛開始，任弼時並沒有與陳獨秀公開抗爭，而是採取了一些折中的措施和委婉的抵制。比如，指導青年團員們在以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的黃埔軍校中發揮團的作用，“以免該校為反動派所據”（《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34頁。）﹔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陳獨秀指令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不准發表的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但隨著陳獨秀錯誤的加深和獨斷專行作風的愈加明顯，任弼時終於決定當面陳詞。他帶領團中央議定了一份挽救時局的《政治意見書》，內容涉及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發動群眾等方面，尤其強調：“無產階級應有獨立的階級政策與主張，尤須信賴群眾的力量。”（參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頁。）這份《政治意見書》是任弼時和團中央的領導同志從革命實際斗爭中總結出的經驗教訓，是把革命理論運用於實際的成果。此后，任弼時按照組織規定，向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遞交《政治意見書》，但陳獨秀兩次“大發雷霆，碎之於地”（《任弼時年譜》，第73頁。）。在1927年7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任弼時再次要求宣讀青年團的《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卻以“這不包括在議事日程之內”為由壓制了任弼時的意見。盡管這次會議沒有能夠完全阻止錯誤的推行，但喚醒了黨內更多的同志，成了八七會議糾正陳獨秀錯誤的先聲。在斗爭中，任弼時既立場鮮明，又始終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組織紀律，守規矩，有擔當，起到了表率作用。曾與他共事的蕭克回憶，自己在中央蘇區時期就聽說過任弼時“以團中央名義起草了《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並在一次中央緊急會議上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種種謬論，以及他們隱瞞共產國際指示的錯誤”（《回憶任弼時》，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頁。）。八七會議發布的文件中也對以任弼時為代表的青年團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青年團以其中央委員會為代表証明自己最近期間在政治上的堅決性，比黨的中央還高些。”（《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
八七會議后，黨內的“左”傾情緒又逐步滋長起來。在共產國際羅米納茲“左”傾錯誤理論影響下，以瞿秋白為領導的臨時中央，沒有能客觀地分析形勢，誤認為革命情緒不斷高漲，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這一總策略造成了嚴重后果，大量團員因參加盲目的暴動而犧牲，不少團的地方機關遭到敵人摧殘。任弼時及時通告制止了這種盲動錯誤。他向青年團員指出，絕對不是“無動不暴”。暴動必須要有廣大的群眾參加，組織群眾，引導他們在日常斗爭中培養革命意識，鞏固階級組織，才是目前最緊迫的工作。他由此撰寫了《對於暴動問題的意見》，文章犀利地指出：若是不顧暴動的條件，不論成敗如何，而貿然發動，“由這樣而引起無產階級及暴動民眾的極大犧牲，直等於革命的罪過”（《任弼時選集》，第39頁。）！他還以團刊為陣地，刊發了相關評論文章，旗幟鮮明地提出要防止“左”的錯誤。
任弼時能夠及時發現並糾正問題，與他受命為“全權代表”赴長沙查明湖南省委突然停止暴動計劃的原因有關。本來，除了查明原因，任弼時還肩負著“指揮省委執行原定暴動計劃，不許絲毫游移”（《任弼時年譜》，第77頁。）的任務，但他通過實地考察，召開省委常委會聽取干部意見、了解敵我雙方兵力與武器對比、分析湖南農民運動和職工運動現狀、與工人農民談話調研等，反而頂住壓力，從實際出發建議中央“長沙暫不舉行暴動”，以免遭受失敗，造成不必要犧牲。正是在這次調研中，任弼時更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實際情形，並在調研結束回到團中央，極力勸阻青年僅憑熱情沖動盲目拼命的做法。
在任弼時和其他以實事求是態度認清形勢的干部的抵制和暴動大多被鎮壓的現實下，1928年4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發出通告，承認中國共產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錯誤，並指出爭取群眾、建立城鄉群眾組織、鞏固與健全黨的組織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左”傾盲動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這次“左”傾錯誤發生的原因，一是不少干部群眾出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憤怒，存在著一種急躁拼命情緒。二是一些犯過右傾錯誤的人，怕重犯右傾錯誤，認為“左”比右好。對於后一種情況，任弼時早就提出了告誡：“有許多同志常常以為自己對於主義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實際問題，便做出許多違反主義的行為或發表許多違反主義的理論。”（《任弼時選集》，第2頁。）從歷史事實看，面對“左”和右的錯誤思想干擾，任弼時總能及時發現並參與糾正錯誤，在這兩次斗爭中，都站在了正確的一方。能做到這一點，就在於他始終堅持按照實際運用理論，對革命形勢和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具體問題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判斷。這也體現了他堅定的政治原則、堅強的黨性修養和實事求是的精神。
可見，真正做到按照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不僅要在充分掌握理論與實際的基礎上，把二者結合起來，在革命斗爭和實踐的檢驗中不斷深化認識，而且要破除對權威的迷信，能尊重事實，獨立思考，頭腦冷靜地解決問題。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甚至需要有不顧個人得失，從大局出發，勇於指出錯誤的擔當精神。在這些方面，任弼時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啟發。而他也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些，才能在這一時期青年團的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展現出出色的組織才華和工作能力。
（作者：茅文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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