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旭東
2017年03月06日08:06 來源：學習時報
建黨初期：黨內政治生活的“開創期”。建黨之初，我們就十分注重貫徹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黨內政治生活有了良好開端。黨的一大規定地方委員會的財政、出版和政策都應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和指導，還制定了黨的綱領，要求黨員必須接受黨的綱領，嚴守黨的紀律。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部黨章，基本確立了黨的組織架構和全體黨員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黨員、組織、會議、紀律、黨費等分別作出具體規定，進一步明確了紀律規矩和處理黨內關系的一系列准則，標志著我們黨開啟了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探索歷程。1927年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在中央、省分別設立監察委員會，擔負“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的職責等。這是對黨的二大頒布黨章的調整和完善，體現了黨內政治生活的進一步發展。但很快，隨著大革命失敗，黨內政治生活的開展也被迫陷入停滯。
土地革命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徘徊期”。正是基於對大革命失敗的深刻反思，毛澤東等人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同時，開始認真思考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的有效途徑。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強調“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的判斷，提出“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的建議。這一命題的提出，為黨內開展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活指明了發展方向。此后，由於黨內“左”的錯誤思想佔據主導地位，黨內政治生活並沒有完全正常開展。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成為黨內政治生活恢復正常化的轉折點，會議不僅打破了黨和紅軍內部博古、李德等人長期獨斷專行的局面，而且徹底擺脫了長期以來共產國際的“遙控指揮”，重新恢復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形成了集體討論、集體決策、集體領導的新局面。
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規整期”。中國共產黨經過艱難的長征到達陝北之后，不斷加強黨自身的思路理論建設，先后確立了黨內思想斗爭“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逐步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規范化，為更好地發揮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毛澤東還高度重視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提出並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41年，黨中央作出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及《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設立調查研究局，一時間，調查研究在邊區政府蔚然成風，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在全黨上下扎根成長。
抗日戰爭時期，在民主集中制進一步鞏固完善的基礎上，我們黨還分別就中央委員會和各級黨委的工作方式、議事規則、決策程序等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對黨內政治生活進行規范調整。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以黨內最高法規的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參與方式等作出了更為系統、完備的制度規定。科學規范的制度體系成為有效開展正常黨內政治生活的堅實保障。
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發展期”。進入解放戰爭后，黨的任務也不再局限於打仗本身，還涉及解放區的土改運動等治理性問題，需要做到全黨全軍一盤棋，才能令行禁止，有效擴大黨的社會影響力，為爭取全面解放打下堅實基礎。鑒於此，黨中央先后作出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關於健全黨委制》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決定，進一步加強了黨內政治生活。毛澤東還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論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要求黨委書記要當好“班長”，號召大家“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通過開誠布公來解決問題﹔要求黨委工作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對黨外人士也能做到禮賢下士，一視同仁。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開展，是我們黨能夠順利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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