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麗娟
2017年09月05日13:42 來源：北京日報
手表泄密
中村一行被秘密處決后的半個月，一切都風平浪靜，直到7月中旬。從1984年開始就致力於搜集中村事件歷史資料的馮學忠告訴記者，日本方面最早察覺到中村震太郎的行動可能出現異常的，是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的片倉衷大尉。
1931年9月19日，日軍在沈陽城牆上向中國軍隊進攻。
關玉衡與長子關鬆軍夫妻及長孫。
東京《日日新聞》關於中村事件的報道。
“九一八”紀念碑。
原來，中村震太郎進入興安一帶刺探情報之前，就是片倉衷接待的他。出發前，雙方約定了一個日期，到時片倉衷到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接應中村等人。誰知，約定的日期已過去了好久，一直到7月18日，片倉衷也沒有在王爺廟找到中村的蹤跡。他感到情況不妙，就前去哈爾濱向關東軍特務機關匯報。
幾乎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一行，正在東北參加所謂的“北滿參謀旅行”——這已是他們的第三次“參謀旅行”，說白了，其實就是侵華前的軍事情報偵察和搜集。這一次，他們到達黑龍江省昂昂溪時，正好遇到井杉延太郎的妻子、昂榮旅館的女主人，她告訴板垣和石原，自己已與井杉失去聯系將近一個月，請求關東軍協助尋找。
多條線索匯在一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各個情報機關迅速開始了尋找中村下落的行動。
不久，日本在齊齊哈爾的一個情報聯絡點——朝日旅館兼妓院的女特務植鬆菊子，從一名嫖客口中探聽到風聲，說是前不久兩個日本人、一個俄國人和一個蒙古人被屯墾軍殺害了。這個嫖客還透露了一條關鍵線索，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墾三團三連司務長李德保手中。
原來，中村被處決當晚，手表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心中貪念閃過，竟然隨手撿起手表裝入了自己的口袋。后來為償還賭債，他又把手表抵押在王爺廟的一家當鋪。
貪財的李德保全然不知，這塊手表並非一塊普通手表。“這種手表是日本廠家專門為日本軍官生產的高級手表，表的全部機件全都固定在三條金屬構件上，所以被稱為‘三道梁’手表。”馮學忠解釋說，“三道梁”手表通常不會在日本市場上流通，更不會出現在中國市場。
植鬆菊子的情報傳到關東軍特務機關，特殊的“三道梁”手表自然成了關東軍搜尋的重要目標。那麼，王爺廟當鋪裡的手表又是如何被日軍拿到的？
董平輿的回憶中隻簡單提了一句：“中村被扣后，他所戴的手表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於洮南一當鋪中，后被洮南日本領事查獲買去。”而根據關玉衡的長子關鬆軍在1998年接受馮學忠訪談時的說法，手表被日軍獲取的關鍵，竟是日本間諜川島芳子設的陷阱。
據說，李德保是個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為此，時任奉天特務機關長的土肥原賢二派出了著名的女間諜川島芳子。川島芳子原是滿清肅親王善耆的女兒，辛亥革命后被善耆送給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做養女。從小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川島芳子，成年后長期為日本做間諜，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來的“九一八”事變及成立“偽滿洲國”，都不乏她的身影。
接到土肥原賢二的命令后，川島芳子便通過朝日旅館的老板和之前透露消息的嫖客，將李德保引到旅館內。李德保哪裡是川島芳子的對手，幾杯酒下肚，便把屯墾三團處決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說了個干淨。酒足飯飽之際，川島芳子騙李德保說，自己從南滿帶了不少“白貨”（海洛因），因急於回國想低價出售。一心想要發大財的李德保馬上就說要全部買下，只是隨身帶的錢不夠。川島芳子裝作無意道，錢不夠，有什麼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當即拿出了一張當鋪的契票……
就這樣，關東軍特務機關憑借川島芳子騙到手的契票，從當鋪贖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為天降橫財的李德保，當晚就被川島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
見到手表的土肥原賢二大喜過望，當時，日本軍部正在策劃軍事佔領中國東北，只是苦於無借口，責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表在手，中村之事對他而言簡直是天賜良機，至於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經死亡、到底因何而死，從來就不是他關心的內容。
據關玉衡回憶，土肥原賢二還執意親自到興安地區勘察，名為尋找更多的所謂“証據”，實則到處煽風點火，甚至意欲勾結蒙古貴族。隻不過，由於屯墾軍嚴陣以待，土肥原賢二沒有討到什麼便宜，就灰溜溜地中途折返了。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和關東軍蓄謀已久的決定，他們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輿論。
倒打一耙
1931年8月的沈陽城，中村震太郎失蹤之事鬧得沸沸揚揚，日本浪人也趁機到處尋舋滋事。在沒有找到中村等人尸體的情況下，日本在中國東北經辦的《盛京時報》《朝鮮日報》《泰東日報》等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混淆視聽、造謠中傷的消息，諸如“聞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攜帶的鴉片和海洛因，為興安區土匪所殺”，“第三團官兵為搶劫鴉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貨，必須把關玉衡槍決抵償，並著該區賠償一切損失”之類。
8月17日，日本陸軍省發表了所謂的《關於中村大尉一行遇難的聲明》，聲明對中村等人的間諜罪行隻字不提，反而倒打一耙，故意歪曲事實，言之鑿鑿地聲稱“帝國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滿洲被張學良的軍隊劓鼻割耳，切斷四肢，悲慘遇害”，這是“帝國陸軍和日本的奇恥大辱”。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分別指使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一再向東北當局提出“強烈抗議”。盡管東北當局多次駁斥，興安屯墾區自成立開始就謝絕一切外國人入內，但林久治郎依然提出種種無理要求，要求中國方面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懲罰肇事者，並保証今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而在日本國內，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更是緊緊抓住中村事件這一“天賜良機”，渲染事件、煽動民眾、鼓吹戰爭的鬧劇此起彼伏。
據東京《朝日新聞》1931年8月18日的報道，就在8月17日日本公開所謂“中村大尉遇害”消息當天，中村震太郎的岳父、預備役少將羽入三郎便摟著中村的孩子，對記者發表了一番“痛徹心扉”的談話，“為國捐軀是軍人的生平夙願，遺憾的是並非戰死疆場，尤其是想到被中國兵折磨殺死，想到當時瞬間所受的痛苦……一見到對那些事一點兒也不知道的這個孩子，一邊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呀’，一邊扳著手指計算日子盼望著的樣子，就感到十分可憐。”末了還不忘對媒體呼吁，希望能給中村“報仇”。
以中村事件為借口，東京等地的軍官為中村震太郎舉行了遠超過正常規模的葬禮。不久，日本又將中村事件改編成電影，証據確鑿的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影片中竟然完全被塑造成“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在種種鼓吹和煽動下，日本軍人紛紛走上街頭、學校、工廠、村鎮，採取各種宣傳形式鼓吹擴軍備戰，叫嚷要為中村“報仇”，“武力征服滿蒙”，“保衛帝國的榮譽和生命線”。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駐扎在八日市的日本空軍，利用飛機在福井、金澤、富山、鬆本等城市的上空投放傳單。傳單圖文並茂，標題是《醒來吧！同胞！重視我們的國防！》，圖上卻赫然畫有中國東北地區的地圖，地圖上還公然畫了一面日本國旗，旗上寫道：“啊！我國的特殊權益！”
9月4日，日本陸軍省公開宣布：“如不迅速解決‘中村大尉遇害事件’，則採取第二第三種手段，根據近10天的發展，陸軍也可能單獨採取某種強行手段。”9月8日，就連日本政府內閣會議也就中村事件進行專門討論，威脅中國政府，稱如果中國方面不能迅速以誠意從事調查，“則日本軍事當局與外交當局應會同決定報復行動”。力主武力解決的陸相南次郎甚至表示，“已抱最后決心”，“已有最后准備”，儼然已經做好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准備。
折沖外交
就在日本方面大肆炒作輿論時，關玉衡此前托人轉呈給張學良的快郵，終於收到了回復，張學良在電報中指示：“妥善滅跡，做好保密。”有了這封電報，面對日本方面的來勢洶洶，關玉衡沉著冷靜，毫不慌張，一方面請還在北平的張學良退還中村間諜的証據，以便日后更好地與日方交涉﹔一方面尋找機會，向時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張學良在北平養病期間，由榮臻代理東北軍副司令長官職務）報告中村事件的內情。
9月10日，東北軍炮兵重炮旅旅長王致中來到了屯墾三團關玉衡處，他是受榮臻的委托，以私人名義和關玉衡商議中村事件的應對之策。
當時，榮臻尚未見到中村間諜的証據，又聽到興安區部隊可能嘩變的流言，生怕屯墾三團在日方的重壓下無以應對，部隊果真嘩變。因此，王致中進門頭一句話就是：“玉衡，千萬不可把事態擴大！”緊接著，他又轉達了榮臻的主意，能拿出証據，可以進行折沖外交，如果拿不出証據，就送關玉衡取道滿洲裡前去蘇聯。
聞聽此言，一直擔心丈夫安危的關玉衡妻子插了一句：“走蘇聯是上策，到沈陽折沖外交，日本人是不講理的，乃屬中策。可是嘩變全軍皆帶家屬，談何容易，乃是下策。”但關玉衡卻不願採取“上策”，他堅定地說：“我所辦的案子件件有據，宗宗有理。隻要將原始証件全部調來，我就去沈陽，如果（日本）蠻不講理，我相信我團官兵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后，關玉衡的許多老友也勸他出國避避風頭，但他始終隻有一句話：“日本間諜到我防地偵察破壞，我處死他們沒罪，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做了死的准備！”
這時的關玉衡還沒有意識到，日軍不僅僅是蠻不講理，而是蓄謀已久，不管他是否出面對質，不管証據是否有力，對方遲早都會挑起戰爭。
他也不知道，自己決定去沈陽對質的同時，鐵了心借機挑舋的日本卻在外交上步步緊逼，林久治郎一天之內竟然三次向榮臻提出“抗議”，要求交出關玉衡為中村震太郎“償命”。榮臻迫不得已，隻好派憲兵司令陳興亞率領一團憲兵，大張旗鼓地赴興安區去“拿辦”。沒過幾天，沈陽城裡開始流傳：關玉衡已被押解進城，投於某監獄中。緊接著，日本新聞記者紛紛攜帶照相機，到處查尋關玉衡的下落，沈陽城裡的日本浪人也不安生，一次次地跑到某監獄去鬧事，揚言要親自懲戒關玉衡，為中村“報仇”。
這些日本人根本沒想到，此時的關玉衡正悄悄住在憲兵副司令李香甫家裡。原來，陳興亞一行大張旗鼓的“拿辦”，只是做給日本人看的，他們尚未抵達屯墾三團時，王致中已經帶著關玉衡到了沈陽。抵達沈陽的當晚是9月16日，榮臻、關玉衡、王致中等人同坐一席，關玉衡將中村事件的前因后果面對面詳細匯報給榮臻，也是在當晚，榮臻親眼見到了張學良從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間諜活動的鐵証。為防止關玉衡被日本人暗殺，晚飯后，榮臻安排關玉衡住進了李香甫的私宅，李宅前面是利達公司，且挂米字旗為掩護，相對安全一些。
第二天，榮臻奉張學良之命答復林久治郎：經調查中村案，現已將興安區三團團長關玉衡“扣押”，即為負責之處理。隨后，手握中村間諜活動証據的榮臻，正式開始與林久治郎進行中日談判。
直到此時，包括張學良、榮臻等人在內的東北當局，還幻想能夠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村事件。然而，他們萬萬沒料到，就在談判過程中，一場預謀已久的侵略爆發了。
最后一次談判
9月18日下午，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林久治郎與榮臻就中村事件展開會談。時任東北軍長官公署副官處副處長的李濟川回憶：“因事機秘密，林久治郎會說中國話，這次會談沒有譯員。會談之前雙方很嚴肅，甚至連外交上的禮節都免了。屋內隻有榮（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開始，榮臻曾想讓關玉衡出面對質，但一提起關玉衡，林久治郎的態度就極其惡劣凶狠。榮臻隻好將關玉衡的書面抗議拿出來，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榮臻將從中村身上搜出的軍用地圖等証物亮出，他的態度才有所轉變。
李濟川記得，林久治郎看到這些物証時，精神很緊張，急得滿頭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后，林久治郎靜下來，用蠻不講理的口吻對榮臻說：“日本軍人橫暴，不服從外交官指示，行動自由，這是我們陸軍省的斷然辦法，到現在這個緊要關頭，別的談不到了。”榮臻也不甘示弱，針鋒相對：“我們的軍人也很橫暴，你們沒有護照，擅入興安屯墾區繪圖拍照，辱罵他們，我們也沒辦法。”談判頓時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氣地轉身而出，臨走還威脅說：“中日友好關系的破裂，我不能負責。”
不過，據關玉衡回憶，林久治郎后來又返回了長官公署，重新談判。即便已經看到了中村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証，返回談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強硬地提出了四項條件，並且，每一項條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內容：
一、道歉（必須由興安區首長行之）﹔
二、處罰責任者（按中國法律自行處罰）﹔
三、賠償一切損失（除行李馬匹作價賠償外，須按日本陸軍撫恤條例，中村大尉按陣亡撫恤之）﹔
四、保証以后不得再有類似事件（洮索鐵路之建設，可購買滿鐵剩余材料，並准許日本人在興安區購買土地從事開墾耕種）。
榮臻閱畢四項條件，稱“得請示，等候張副司令批示再行換文”。雙方關於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談判至此結束。
18日當天，榮臻甚至還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關玉衡：“關於對您的處理問題，將來批准這段外交的話，也就是把您調離興安區，一了百了矣。”李香甫當時在場，對關玉衡說：“這算喜事，晚間設宴為你祝賀。”
話沒說完，就有憲兵進來報告說，早上見到南滿站的牆上貼了布告，說日軍“近日以來舉行秋操”，“滿鐵附近居民突聞槍聲勿得驚慌”。此時，不管是李香甫，還是關玉衡，都沒有想到，這樣的布告和近幾天日軍的種種表現一樣，都是故意麻痺國民政府而已。
兩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聞》等報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離開東京前往中國東北的火車上，一反常態地滿面微笑，對記者說：“想以中村事件為機會解決若干累積的滿蒙問題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務當局來實施，作為陸軍不過是從側面進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還向中外發表聲明，說因為中村事件而“盛傳日本軍隊有動員計劃說，全系無稽之談”。
然而，重光葵的聲明不過24小時，林久治郎和榮臻的最后一次談判后不過幾個小時，日本軍隊就突然向東北軍駐地沈陽北大營發動襲擊，炮轟沈陽城，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由於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東北128萬平方公裡的大好河山，短短4個多月內全境淪陷。而關玉衡留在東北的親人和東北百萬民眾一樣，流離失所，慘遭日軍蹂躪。
值得慶幸的是，9月20日拂曉，關玉衡喬裝打扮，順利躲過了日軍的搜捕，乘火車抵達北平。為抗擊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國爾家，到上海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后援會。1932年6月，改名郭爾佳，到內蒙古建立開魯后援會和義勇軍，戰斗在抵抗偽軍的前線。1936年，關玉衡被張學良委任為東北軍少將炮兵師長兼陝西省橫山縣縣長。“西安事變”爆發后，他積極組織抗日武裝，與我黨聯系密切。因為他的愛國抗日行動，周恩來曾稱他為“愛國軍官”、“愛國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親日分子何應欽等人后來竟指責關玉衡，說什麼處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東北的“罪魁禍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網絡上依然有類似的言論：“中村事件如果處理妥當了，‘九一八’事變是否就不會發生？”殊不知，“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花谷正在戰后的回憶錄中早已說過，關東軍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開始策劃“九一八”事變。侵略者早就在尋找武裝侵華的借口，所謂的“中村事件”，只是他們蓄意挑起戰爭的一個小小理由罷了。
時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經過去了86年，在當年事件的發生地科爾沁右翼前旗察爾森鎮，中村事件展覽館正在籌建。即將建成的展覽館，記錄著中村事件的前前后后，也記錄著關玉衡和中華民族的眾多熱血兒女一起，不屈不撓抵抗日寇14年的歷程。它更警示我們，莫忘歷史，時刻銘記曾經弱國的恥辱外交，銘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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