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衛中華 了卻軍民天下事

（《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作者寫在前面

1、作為子女講述父親歷史的懷念文章，稱呼上實難把握，既應以尊稱，又要沿用寫史常規，故每自然段僅一處稱父親。對老一輩革命家叔伯，稱呼更難周全，僅一二處用昵稱，按常規不避名諱，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簡代，請讀者及尊者家人諒解。

2、為便於理解，史實外加了些背景介紹、意義概述和簡單評價，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顧及點評，盡量注意黨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闡述些獨見並非共識，或許可對史實提出個新視角？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思考。請慨允。

3、為再現老一輩的個性，表現故事的鮮活性，力圖在敘述上輕鬆點、通俗點，以新針腳縫合舊貂裘、改舊詩詞附會新文意，在文字上作點新試、破點規矩，或許可對史實激發些新感悟？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探討。請海涵。

4、本應逐人、逐句加注解，但閱讀起來過於煩瑣，甚至超過正文篇幅。故僅注釋史實出處、部分專用名詞和個別人物簡介，以便讀者和研究者詳盡掌握。

5、文章主角是我父親，篇幅又已超長，故簡化了許多人的作為與功績。本人獨家掌握的史料和補白新解，或許可為史實增添點新內容？講述予眾，共享與眾，評判於眾，我自負責。身為國之干城一將軍，人民養育一小兵，軍人的責任和兒子的義務，都決定我必須寫這篇文章。只是竭盡全力精練濃縮地講述，仍是既粗略又超長。敬請讀者體諒。

編者的話

劉少奇，是公認的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人們熟知他對黨的理論、組織和政權建設的巨大貢獻，但他漫長的軍事生涯，雖早有記載著述，卻鮮為人知。在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中，在處於敵對勢力包圍的中國建設中，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並長期擔任中共中央 “二把手”，劉少奇對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的卓越貢獻，正是他光輝一生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當代國人應知當知，后代軍人不可不知。

左右生死力挽狂瀾

1940年11月10日，劉少奇再次電報中央：為統一華中軍事指揮，提議由中央任命陳毅為八路軍新四軍華中部隊總指揮。中央復電：葉挺未過江前，陳毅代理總指揮，以胡服為政委。11月17日，華中八路軍新四軍總指揮部成立。

勝利帶來喜悅振奮，一鼓作氣、乘勝追擊為常例。11月29日，我蘇北萬余部隊分三路攻擊曹甸，歷18天未下，“消耗甚大”。雖然殲韓德勤部8000余人，我亦傷亡約2000人。劉少奇冷靜判斷：“急切不能徹底解決”（12月15日），下令撤出（19日）。從戰傷比率看，曹甸攻擊勝而不敗，“殺敵三千、自損八百”，自古就是大勝仗﹔以戰止戰為義，攻城未下，卻使韓德勤蟄伏一隅，無力較量。我蘇北所佔地域得以穩固，戰略上是為打贏 。

無論如何，此戰不可少。但近似“百團大戰”，如此大的犧牲損耗，當時的我軍難以承受，可否待機從容亮劍？對此，父親極其痛心，多次自責。無論是批評還是自我批評，他從來都是極其嚴格的。每打勝仗，劉從未自詡，總推功於眾﹔每有教訓，他絕無推諉，要率先汲取。劉少奇是華中軍民的總負責，敢作為、就敢擔當！

12月3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正式決定，華中軍事指揮，統一於副總指揮陳毅、政治委員劉少奇指揮之下。同時又決定：“山東分局歸中原局管轄，中原局統一領導山東與華中”。父親的擔子更重了 。

正當父親准備全力強黨、建政、抓民生時，又迎狂飆劈面。

1941年1月6日，發生驚世的皖南事變！載入史冊的資料陳述詳盡，我不講了。僅就史實談些聯想。

先倒敘幾句很少提及的背景：

紅軍長征后，項英與陳毅、鄧子恢、粟裕等留在老蘇區，確實歷盡艱辛鏖戰，卻是不了解延安的黨中央。組建新四軍時，誰知西風吹血腥？項英又自然聽信並執行了王明的路線。

項英到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前半段，恰逢武漢失陷，葉挺氣憤已極挂冠而去，項英速返新四軍，所以主要聽了王明灌輸的那一套。全會結束，長江局被撤消，項英改任東南局書記，轄區少了大半。對后來傳達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半段批判王明，做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多項決定）精神和決定，他是整個跟不上趟。歷史上，將軍百戰身名裂，毀於一念一戰，並不鮮見。

正當中原黨政軍民大發展中，父親多次向中央建議，並直接給項英發電報、寫書信，應將新四軍軍部遷至華中，可到陳毅、粟裕等老新四軍處。劉少奇反復勸說，新四軍在皖南難以發展（受國民黨軍編制所限，項英又一直反對所謂的“招兵買馬”，擔心刺激蔣介石），總共力撐至萬把人規模，而在江北則發展到七八萬人馬，佔據幾千萬人口的根據地，有的是地盤，有的是發展空間，就是急缺老部隊。況且，軍部長久滯留江南，極其危險。

毛澤東、張聞天多次致電新四軍軍部轉出國統區。由於上述背景，延安中央對項英的指示中多有商量語氣，而父親當時是政治局成員，苦口婆心地建議、勸說政治局常委項英。 1940年4月（“扣住”陳毅、葉飛前后），劉少奇就以萬分火急電：“頑方必然要摧滅我江南軍部”……至皖南事變前一個多月中，劉頻發急電：“從速北移……如果遲緩，恐有被頑固派阻斷封鎖可能”，“皖南新四軍軍部北渡道路很可能被切斷”，“愈遲情況將變得愈困難，以從速行動為妙”。

然而，項英踟躇不省 。“用兵之害，猶豫為大 ”。

以晚輩度長君：

項英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革命的堅定性毋庸置疑。很可能他身為東南局書記，所以不願讓新四軍軍部離開地界？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王明，所以才造成“一向不聽延安的”？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國民黨抗日，所以才自感無顏以見江東父老，造成臨陣出走，遭弒身之禍？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項英縱然有大錯，但先人已矣，逝者為大，我輩應予寬宥，起碼應予尊重。

1941年1月6日拂曉，皖南事變爆發。1月14日，最后消息“彈盡糧絕”，新四軍軍部所率部隊9000余人，分散突圍所剩2000余人。這麼可貴、這麼好的老部隊呀！遭受巨損心疼死，使我三軍淚如雨，全黨捶胸頓足，一片喊殺復仇！那時，共軍可是千錘百煉、血氣方剛、動如脫兔的勇猛之師啊！

父親最先得知，盯在電報機旁七天七夜沒合眼，舊仇江流不盡，新恨雲嶺千疊。他激憤難耐，贊成並親自部署反攻。

黨中央發出全面反攻國民黨電報后，劉少奇經過反復思考，給中央發電建議：“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他認為，我軍還不具備硬拼實力，死戰正中老蔣下懷﹔我黨還很可能從王明、項英右的“兩個一切”，倒退回極左的“兩個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爭到底） 。翻臉打內戰，人民怎麼想？失去了不易得到的人心，便失去了基礎。可以肯定，得益的是日本人。毛澤東即刻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 。

父親已是新四軍的主持人。照常理，提此建議是自找難題、自討苦吃。他周圍，無一不是久經沙場、視死如歸的職業革命戰士﹔他統領，十萬“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的鷹獅勁旅。要壓住怒吼、疏導憤懣，如同引火自焚。

但千古兵法定理：“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決不意氣用事，而應冷靜以對，斟酌損益 ，謀大局以利戰、智戰攻心為上，化被動為主動。

忍辱負重、說易行難，父親雖以身示范，但要說服自家親人，才更難上加難！劉少奇與陳毅、粟裕等人談話，設身處地，可怎麼談呀？義憤正確！理智更對！劉通宵達旦，煙霧繚繞，促膝傾訴，親自談了上百位好同志。先國難、后私仇，大道理說服小道理，大原則管著小原則。千鈞一發之際，方顯書記政委之重！

時勢造英雄，現在黨史軍史上公認，最關鍵的歷史關頭，劉少奇保持頭腦冷靜、力阻全面軍事反攻，為歷史做出重大貢獻。

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是父親順勢把陳毅“扣”住，把粟裕、張雲逸、鄧子恢、葉飛、韋國清、陶勇、王必成、劉培善等部隊都留在了江北，情形會怎樣？這不是假設歷史，而是透視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皖南事變后，劉少奇立即重建新四軍。1941年1月17日，國民黨通令撤銷新四軍的當天，劉就將重建方案報黨中央。1月20日，中央軍委下令重建新四軍軍部。

1月25日，皖南事變結束十天后，蔣介石通令撤消新四軍八天后，新軍部成立大會隆重舉行。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委。在重建大會上，陳毅宣布：胡服政委的真實姓名就是劉少奇，“劉少奇同志，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爭歷史，中國的工人運動就是他一手領導起來的……抗戰后，他到華北，華北抗日運動就有了大的發展﹔到皖東，同樣展開了大的局面﹔到蘇北，也一樣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這裡來直接指導我們的。新四軍直接在中央和劉少奇同志領導下，我們的政治方向不會錯，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車在鐵軌上走，一定能夠順利的達到目的”。

此時，父親才公開了真實姓名身份。他講：“新四軍是真正抗戰的力量，是人民的軍隊，是植根於人民之中的……我們是越打越強！”再次向世人鄭重宣告：“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

經多次向中央提出整編方案，2月18日中央軍委決定，將原在江北指揮部的陳毅、粟裕部整編為第一師﹔后組建的張雲逸、徐海東、羅炳輝部為第二師﹔原八路軍一一五師黃克誠部和彭明治、朱滌新部劃為第三師﹔毛澤東又令原非新四軍軍部指揮的彭雪楓、張愛萍部為第四師﹔中原局在鄂豫皖的李先念部為第五師﹔仍在江南的譚震林部和張鼎丞部為第六師、第七師。其中，二、三、四、五師都很大，不屬原新四軍軍部建管。新整編的新四軍9萬人（其中老新四軍1.8萬），壯大了多倍 。父親英氣十足：“原來我們隻有幾個支隊，現在他（老蔣）一打，就打出我們幾個師來了”！

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通過：因已不能發揮作用，“將東南局合並於中原局，由劉少奇、饒漱石、曾山、陳毅組織”。曾山叔叔提出，地理名稱“中原”不包括“東南”，“改為華中局”可好？父親速將建議轉報中央。

4月27日，中共中央將東南局、中原局合並為華中局，轄區包括新四軍活動的所有地域。劉少奇為華中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兼新四軍政委，實際上是華中的最高軍事領導 。

實踐真知故地新生

革命斗爭中，有順境必有曲折，錯誤挫折在所難免，能汲取教訓為至善。為什麼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失敗了呢？特別是犧牲了游擊戰爭發源之地的老種子部隊，由誰來承擔責任？我們可以爭論，但不妨對照新四軍在華中的蓬勃興盛和輝煌勝利，可見功過興衰，必有是非對錯，洞若觀火。

重新整編的新四軍，壯大了許多。但倉促組建后的問題繁多，很不統一、更不平衡。“皖南事變后遺症”、各自為政的游擊習氣、項英的錯誤思想影響，都不可小視。

父親首先抓住思想政治整頓。此時，皖南事變突圍脫險的胡立教等人陸續歸隊，使大家對皖南事變的詳情及原因，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認識。劉少奇一針見血地總結經驗教訓：“沒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敵后，舉起民族抗日的旗幟，求得發展壯大，被統一戰線束縛了自己的手腳。結果，在皖南的彈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沒有守到兔子，卻守來了一隻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

錯誤與挫折啟迪我們，必須迅速肅清黨內軍內錯誤思想。父親旗幟鮮明地提出建設“黨軍”的任務，強調“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完全執行黨的政策命令來完成黨的任務”。為消除皖南事變后的茫然困惑，凝聚軍心、統一思想、發展壯大，奠定了穩固基礎 。

綜上概括：

無論白區紅區，父親在華北兩年多——從無到有、夙興夜寐勤文武，以柔克剛、枕戈待旦力抗倭，“對此漫嗟榮辱”。

無論敵佔區解放區，父親在華中兩年多——以弱勝強、“沙場烽火侵胡月”，反敗為勝、“而今邁步從頭越”，戰地叱詫風雲！

“實踐的結果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劉少奇語）”。鄧小平說，毛、劉、周、朱這一代領導人是歷史形成的，在中國革命實際成敗中，檢驗出孰是孰非﹔在最重要關頭，推舉出第一代領導集體。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史稱“1941年九月會議”“整風會議”），檢討正確與錯誤的路線問題。陳雲、任弼時和王稼祥等提出，現在檢查起來，過去十年來（1927∼1937年）的白區正確路線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他是久經考驗的，很老的、很好的領導人，“位置擺的不適當，要正位”。

毛澤東在1937年就說過，少奇同志在路線問題上很少犯錯誤，“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工作和處理黨內關系，都是基本上正確的……他一生很少失敗……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証法 ”。

這不僅為錯誤路線的實際結果所驗証，也為劉少奇這些年在華北、華中的一系列成功實踐所驗証。

毛澤東后來回顧，說了段平實而又耐人尋味的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 ，隻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是擁護王明、博古路線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1941年‘九月會議’是改造的關鍵”。“九月會議”未結束，毛澤東發緊急電報，一定要讓劉少奇安全回延安，並在返程中解決山東等問題。

此時，父親到華中（包括中原局）不到三年，局面已大變。然而，許多棘手問題仍需解決，華中局和新四軍（新建半年左右）不贊成劉回延安，“否則會失掉中心”。逆強勢、力頂暴風驟雨，順民意、苦戰夜以繼日，繁重的工作、勞神傷體，巨大的壓力、嘔心瀝血，使盡洪荒之力的劉少奇，積勞成疾，更難即時離開 。

毛澤東多次關心、詢問、催促了五個月。

1942年3月，在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快結束時，劉少奇宣布中央決定他回延安。19日，父親帶領一百多名赴延安的干部，離開華中局經山東轉赴延安。

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將德國人趕走，劃山東為勢力范圍（半殖民地），甚至比滿洲還早納入日本所謂的“共榮圈”。前面提到父親在順直省委時（1928年），適逢濟南“五三慘案”，他深謀遠慮，就做過暴動准備。在北方局時（1936年），劉少奇領導恢復和發展山東黨的工作，派黎玉任省委書記。初到濟南，黎在街上拉黃包車，既以此糊口，又挨個尋找斷線、隱蔽的同志，恢復重建起各級黨組織。蓬勃興起的全國抗日高潮，對山東人民既是巨大的聲援和促進，也使山東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一方面，氣急敗壞的日寇對抗日軍民鎮壓更殘酷﹔另一方面，水深火熱中的民眾反抗更強烈。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父親即把山東劃為獨立的“游擊戰略區”，發動山東多地起義暴動，拉起武裝。其慟地犧牲，不亞“東北抗聯”﹔其驚世頑強，不遜“冀東暴動”！1938年成立八路軍山東縱隊(1942年5萬多人)。1938年底至1939年夏，徐向前、朱瑞、陳光、羅榮桓率一一五師第一縱隊（共7000多人）梯次突進，與山東縱隊並肩作戰，共同發展，形同插入日本肋間的鋼刀，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當年所謂的“山東問題”，簡單說是軍地之間不協調、領導之間有分歧，干部不團結，影響了發展。父親在山東四個來月，廣泛調查研究、反復交換意見，開了多次重要會議，加強組織和領導、調整機關與部隊，發動群眾、減租減息、改善民生等等，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復雜問題。“山東黨撥正了航向……從根本上扭轉了局勢，而且由此乘勝前進（黎玉回憶）”，為堅持抗戰，發展壯大，為日后的解放戰爭打下很好的基礎 。

劉少奇再次啟程，7月底到微山湖。鐵路線是日寇最強的封鎖線，為全力護送劉一行跨過，鐵道游擊隊奇兵巧計、神出鬼沒。父親目睹耳聞、仔細詢問，很是贊賞、鼓勵推薦。解放后，出小說拍電影，影片結尾有句話：我們馬上有新的任務，要護送中央首長——小說則提到首長名字。

上面講到在北方局時，父親發動、發現平原游擊戰，並進行推廣。這次沿途，他還發現了地道戰（呂正操、黃敬總結）、地雷戰（陳賡、王新亭總結），廣為推薦。他贊揚為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並將游擊戰爭上升到人民戰爭的高度，普遍應用於實戰！后來這些都拍成電影，並在世界上被廣泛效法，載入軍史和教科書 。

在世界軍史和軍事理論界，總結就是創造。一個戰例、一種戰法登堂入室已極其難得，如閃電戰、登陸戰、偷襲珍珠港等。而游擊戰爭——人民戰爭的一系列戰略、戰術、戰法，一系列蔚為奇觀的戰例，其整套的理論與實踐，在世界軍事史上寫下極為輝煌的一頁，佔有重要位置。其發明者當屬中國人民！我想，當年的發現者、推廣者和理論總結者，功不可沒。

經過晉冀魯豫根據地，老戰友們久別相逢，情深意切。曾在“文革”中與我父親緊綁一塊兒的鄧小平叔叔，晚年回憶起劉少奇，少不了那次迎接途經過客，燉了干羊肉，“好久沒吃過肉啦 ”，倍兒香！四川人最會吃，能讓一位嘗遍天下美味的巴蜀老叔回味終生的，那得多香啊？——聞香思人，真情實意！

有時，我會陷入冥思妙想：老輩將帥，指揮千軍萬馬、馳騁血雨疆場，久別托命戰友，重逢相擁摩肩，盡享口福笑談，返朴歸真還童。那氣息氛圍、歷久回味，別樣濃濃香！那天真神態、童叟無異，同樣萌萌噠！——不覺痴迷，讓我淚盈。

戰友佳話歷史選擇

1942年9月底，父親到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太岳等地區。毛澤東（9月21日）電示：“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並附材料。父親熟悉華北，深入考察，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勵后，批評了彭總（彭德懷代理北方局書記，書記楊尚昆已調回延安）。主要是指，兵最多、人最強、軍地條件最好、群眾基礎最厚，各方面發展卻沒有許多地方大﹔彭偏重軍隊，輕視其他，主觀自負等。看著劉當眾批評，彭卻微笑著給劉倒茶水。大家都很吃驚，彭總脾氣大是有名的，誰都敢頂敢罵，沒見過這樣和氣的。

最近，市井網絡風傳，毛主席稱“不是好人”的“文革”小爬虫瞎煽烀，說劉少奇一直整彭德懷。我不得不就我所了解的情況簡述看法，以卻塵囂，以正視聽。

劉少奇（生於1898年11月24日）與彭德懷（生於1898年10月24日），倆湖南伢子從青壯年起，都堅毅執著、敢做敢為、實話實說、平強扶弱，不露溫情卻內心如火。按時下話，哥兒倆肝膽相照、關系更坦誠率真，更平易隨性。彭對劉也發脾氣，但每次或被劉嚴肅理智地說服，或証明彭有誤，有時幾句話就噎住沒詞斷片兒了。所以越吵越少，甚至聽著嚴厲批評，彭也成了“好脾氣”。除了劉，還有一位高崗，對彭是你粗我更粗，開口即罵，見面即罵，罵了笑，笑著罵，罵了夸，夸著罵，彭隻得笑笑“沒脾氣”[我從很小時侯就反復聽此說。據說一次彭總罵“高麻子”，高回罵了一句，彭被逗笑了，以后經常用以自嘲：“我的壞脾氣是，高山頂上（高的原話是‘高崗頭上’）倒馬桶，臭名遠揚”]。這在黨內高層已見怪不怪，彭總恰恰與這兩位“不對脾氣”的人交好？傳為笑談。

攀比行伍緣分，彭伯伯入湘軍當兵那年，父親高中講武堂，同年兵齡﹔彭1922年也入湖南講武堂，劉是早六年的學長。長征時劉與彭共事幾個月，以后就是“爭吵”游擊戰爭（北方局與八路軍總部駐同地），密切並肩，合作無間。一個嚴肅、穩健、智慧，一個嚴厲、暴烈、機敏。

楊尚昆叔叔有段回憶，認為這次路過，父親批評彭伯伯過嚴過苛、不平不公 ，說倆湖南老倌，倔起來拍了桌子。我還聽許多當事的老人們講：劉批評后，彭犟起來，一頭扎進地方黨政，像打硬仗狠抓猛沖，深入調研仔細傾聽，民主討論群策群力。彭總脾氣沒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變，強將手下本就無弱兵，又為大將軍憋著一股勁，像楊尚昆那般感同身受、齊心協力，推舉各項工作報捷！正應了《論語》中說的：有過“更也，人皆仰之”！我琢磨著，父親或許做對了？可能是過於嚴苛，但至少他是為公，何況效果奇佳！

后人有戲言，父親是用“激將法”來“激”老帥。在我看來未必。因為劉少奇一貫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同志間的互相批評，也是黨的自我批評，如同黨批評自己。嚴肅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聞過則喜，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聽我外公說，日本有本小冊子，將毛澤東比作劉邦（不是劉備）、曹操，劉少奇是“小諸葛”，彭德懷是“猛張飛”。彭敬劉，修養楷模、雄才慎行、俊杰非凡，有難必定先商﹔劉敬彭，赤膽忠心、戰功彪炳、英雄自別，無不牽腸挂肚。總之，他倆是同志式的敞開心懷、直述胸臆，和而不同。

出兵朝鮮前，毛主席見彭談話不長，劉與彭卻忙裡撥冗、長敘短晤不隔日。彭回國后，在中南海與劉、朱、楊鄰居，同一個飯廳，如果願意，一天數見。“高饒事件”時，眾人擔心“彭大將軍”會“橫刀立馬”，毛澤東甚至讓人傳話警告，劉少奇卻泰然自若。

1959年上廬山時，列車同行、共輦傾訴。近來有書公開透露，彭總在火車上講：中國問題的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隻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我母親回憶，在車上彭總談了意見、說過氣話，還是相當克制的，沒聽到上面那句話，隻看見父親再三叮嚀彭帥不要多講話。

廬山會議順利開過十多天，毛主席突然將彭的上書印發。開始許多同志認為彭總反映的意見很好，張聞天說毛主席還當面肯定了他的發言。始料不及，毛主席臨時召集全體會議激烈批評，沒有任何回旋余地，會議轉向。並非當今有些人意想的眾皆默然，廬山批彭一邊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批判的不是彭上書的內容，不在“為民鼓與呼”，而是糾葛積怨舊賬，上綱到趁機發難篡權，彭百口莫辯。我始終默忖納悶，彭對毛說了句名言：“華北會議你罵娘我四十天，我罵娘你一天還不行？”這指的是1945年“七大”前后斷續開的華北工作座談會，為什麼沖著毛嚷？這句話被抓住當作彭動機不純、挾嫌報復的話把兒。我覺得是欲加之罪，這話沒那麼簡單。但從效果上看，不說為好。

毛主席要父親主持批判會，劉一直壓制眾口喧噪，甚至聲色俱厲喝止對彭動粗 。三十年間似反掌，朱老總脫口一句：“誰能想到，當年我們在一口鍋裡吃過飯吶！”至今讓人心碎！

更大的損失是對國家和人民，糾“左”主題立時沖沒了，變為反右。這最讓父親心疼氣憤 ！廬山會議后遺症極大，造成的歷史惡果早已定讞。會上會后的一段時間裡，父親幾乎天天同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談話，有一次在中南海西樓飯廳，我低頭側目親眼見，隔著屏風偷耳聽，晃如昨日。

1962年一二月間的七千人大會上，父親解脫了黃、張、周，說彭德懷給黨的主席寫信“不算犯錯誤”，隻要搞清彭利用高崗是否與“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立即“鄭重聲明沒有此事”，后上《八萬言書》），明擺著給彭的“廬山事件”平了反，明擺著留下一小步由毛主席作決定。林彪逆向大搞個人崇拜迷信，讒佞言行記錄在案 ，可謂“譖人之釀禍”。

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就批了“翻案風”。柯慶施 叵測挑撥《海瑞罷官》借古諷今，江青秘密到上海與柯慶施、張春橋奸宄陷人，策劃批吳晗文章。康生同惡相幫、陰詭栽贓“利用小說反黨”，批倒彭伯伯的老搭檔仲勛叔叔，正是“鬼蜮之害人”。

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文字紀年連續三千載，“大奸似忠”

典型不絕，“大偽成真”古怪層出，“佞臣叛將”屢見不鮮。凡敗類諂官得勢、小人惡吏得志，岳飛海瑞枉死亭獄，忠臣良將眾瞇齊喑，盛世明君萬難抵擋，國難民災百業俱毀，非完蛋不可！

一個月后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再嚴厲譴責“翻案風”，上綱到“階級斗爭”，審查彭德懷、習仲勛“反黨集團”案 。回顧真個是：“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

父親鍥而不舍，耐心說合轉圜。直到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見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在座）談去三線工作，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同月，習仲勛也“下放”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可算鬆了口氣吧？僅一個多月后的11月10日，上海就刊出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直斥為彭翻案。難道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均被最高法院判刑）敢批判毛澤東不成？

被稱為“‘文革’序曲”的“批海瑞”惡檄出籠半年，“文化大革命”伊始，長是相隔千裡，故人不知何處？“保彭德懷、習仲勛”正是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一大罪狀”。

這些，均為眾所周知、千真萬確的史實。

要說彭德懷與誰最和好、關系最正當，我敢說一定是與我父親。但有個前提，即使從本文看，諸公也會認同：除了維護大局、嚴守政治規矩等，毛劉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黨內無人可望其項背，更非毛彭、劉彭關系可企及。

今天，毛伯伯、彭伯伯、我父親，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上人間、和光同塵，千喚不一回。我說的這些，鑿鑿鐫刻，歷歷在史，自是人生長悔水長東，“休言萬事轉頭空”。

早被歷史定為造謠、污蔑、挑撥、猛舔之蠱吏小丑，自會越抹越丑！我們后代起碼要尊重歷史和前輩，不能找碴兒抓話把兒，信口開河。否則，以后就沒有歷史。

1942年11月，父親從彭總處開拔，過晉西北。賀龍元帥后來多次跟家人回憶為劉少奇洗塵，熱情熱烈，朴素真摯。不知劉可曾向湖南老鄉提起“八一起義”前，搭賀軍長差船上廬山的往事？雁北的凜冽寒風中，賀龍伯伯把皮大衣披在父親瘦高的身上。現在的影視照片上可看到，1949年中央進北平檢閱時，劉少奇穿的就是這件軍大衣，一直到“文革”。今已成珍貴文物。

回望此地，更是“昔日長城戰，威言意氣高”。中共中央晉綏分局代理書記正好是林楓叔叔，他和郭明秋媽媽迎送父親，可以想見，舊情誼之深遠、新感慨之良多。

前后九個月的“小長征”，父親披星戴月、沐雨櫛風，穿過103道封鎖線，終於在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中央在延安大禮堂開了歡迎大會 。此時的劉少奇，“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而眼前，是萬裡江山！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組建新的書記處。這可以說是我們黨第一代核心領導集體的雛形了：三位書記，毛澤東是書記處和政治局主席，劉少奇和任弼時是書記處書記。與此同時，中央軍委改選，劉少奇任副主席之一 。

三位又同為湖南人，祖居相距不足百裡。當毛伯伯“意氣風發、指點江山”時，父親和弼時叔叔作為第一批留蘇學生，負笈莫斯科。一年后，劉少奇“從西天取經”歸來，與毛澤東（書記）同在湘區執委“一個班子”。因反對“立三路線”，毛、劉各自在紅區白區挨整，又同時於六屆四中全會進入中央政治局為候補委員。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逐漸成為黨中央的主持人，直到這時才正式成為“一把手”。劉少奇成為“二把手”，同案輔佐指揮全黨全軍，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裡之外。

這裡，借我母親的一句比喻：如果說長征和遵義會議挽救了我黨和人民軍隊，是“起死”。那麼由少奇（在華北、華中的繼續“長征”）的“小長征”和這次中央大改組所標志的，則是發展了黨和人民軍隊，是“回生” 。

這年4至5月，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卻易被忽視的大事：讓各國共產黨倍感意外，共產國際突然宣布解散！顯然，這是出於復雜的國際關系和蘇聯衛國戰爭之需，斯大林當機立斷。無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弊得失如何，此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則意味著歷史性的大解脫、大激勵、大飛躍。雄鷹羽翼已豐，直上山巔雲間，翱翔海闊天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會議批判王明前“左”后右的錯誤路線，史稱“1943年九月會議”。會前會中，周恩來長篇報告路線問題，說道：“白區工作時期（1927∼1932年）劉少奇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經過斷斷續續幾個月認真深入討論，認定了許多是非，為后來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供了依據。出於下文之需，僅簡述一事：受王明錯誤路線影響，我黨在整個南方的抗日武裝隻有萬余人 ，北南態勢相比，成敗天壤之別。項英已故作古，沒人追究﹔王明巧舌如簧，也無辯詞，沒咒念了。實踐得出的結論，証明了真理在哪一邊。會議決定，“鞏固北方，發展南方”。准備先從河南、湖北向南突入，劉少奇負責。

1944年春夏，日軍實施“一號計劃”，打通平漢鐵路河南、湖南段。國民黨軍隊一敗涂地，幾個月丟失了100余座城市。日軍佔領長沙、衡陽，已是強弩之末，又發動桂林、柳州會戰，攻入貴州，直插重慶。數倍於敵的國民黨軍隊，在擁有美式裝備和制空權的優勢下慘敗潰逃。民怨沸騰，國際震驚 ！

有台灣將領跟我說，抗戰時，國軍在正面戰場，起主導作用，共軍是敵后戰場（意為偏師）。我說，你們的官兵確有許多英勇事跡，為中華民族做出犧牲很光榮。但你們實在是沒打幾場漂亮仗，台兒庄戰役三十萬打勝五萬，整個徐州會戰（台兒庄是其中一場戰役）、武漢大會戰（徐州會戰是其中之一）都慘敗。“降兵如潮，降將如毛”，成千上萬官兵，換身衣服、改個建制就成了偽軍。直到1945年，以優勢裝備對苟延殘喘的日軍，你們“國軍”還喪失大片國土，僅日本投降前的一個月中，浙贛閩竟有十來個市縣陷落於日軍鐵蹄，你們丟了半個中國。而我們共產黨“步行奪得胡馬騎”，在敵后打出100萬軍隊、幾百萬民兵游擊隊，打出一億多人的解放區，沒靠你們國民黨的支援，槍支彈藥、物資裝備都是我們自己繳獲、自力更生解決的。更從未有過成幫結伙的叛降。誰是中流砥柱，事實勝於雄辯！“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已達到驚人的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責任，更加明顯的落在我黨身上（劉少奇語） ”。為什麼抗日戰爭之后，人民群眾擁護共產黨、廢了國民黨呢？

眾望所歸乾坤翻轉

1944年9月22日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醞釀成立毛澤東提出的“解放區聯合會”，認定我黨實際上抵御了四分之三的日軍，而國民黨軍隊仍在丟棄國土。劉少奇在會上又提出：“除解放區聯合會外，還可成立解放軍（8月劉已在軍委提出），八路軍、新四軍名義已經不適用了”。經會議討論交“七大”決定 。

半個月后，中央就命名了延安指揮的河南人民解放軍，王樹聲為司令員、戴季英為政委，率部與李先念的新四軍五師對進河南，佔據國民黨湯恩伯部潰敗淪喪的地區。這是最早在黨中央提出，並由中央命名“人民解放軍”，標志著開始籌備建立共產黨領導下統一的人民軍隊。當然也是軍史、國防史上的大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開。關於七大在黨史上的地位與貢獻，關於“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家都耳熟能詳。

隻強調說明，父親是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倡導者之一，為將其確立為我黨的指導思想，他多年來所起的作用，無人堪能比肩。七大上，劉少奇將毛澤東思想定義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指導思想，並全面准確地概括了思想要義內容 。雖“文革”數年歧義蹉跎，終又回歸他的原定意，沿用至今，永志黨史。

七大選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集體毛澤東 （52歲）、朱德（59歲）、劉少奇（47歲）、周恩來（47歲）、任弼時（41歲），時稱“五大書記”，毛澤東任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的滿天璀璨明星中，聚合出最耀眼的中央星座。

隻提一點：七大確定了“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的戰略方針。1944年9月，中央正式決定王震、王首道率359旅等軍隊向南插入，開辟湘粵桂邊根據地，連通東江縱隊。此時，又組成第二梯隊南下，均由劉少奇負責和領導 。日出華夏紅勝火，春來江海綠如藍，誰不憶江南？。

7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過劉少奇為中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此前，毛澤東就委托朱總司令和父親著手統編解放軍，先組建野戰兵團。

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二次會議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為黨史的“定海神針”，其中肯定了劉少奇是十年內戰時期 （1927∼1937年）“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關於劉少奇在解放戰爭中的重大決策和貢獻，各種文獻都有記載，我僅點出最關鍵的，快閃呈現。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隆重送行后，他和朱老總直奔中央黨校，向東北派出大量干部。父親動員：“我們決定還是派軍隊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熱河邊境瞪著眼睛望一望，能進去就進去，以后再抽些隊伍抽些干部去東北，抽幾萬去，一切要看情況，有空子就鑽，鐵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滿洲皇帝溥儀捉到了，蘇聯紅軍走了，國民黨還沒有去，你們要趕快去搶。”一場潛流洶涌的悶頭大賽跑、驚心動魄的戰略大調動，就以這句“搶佔”光耀史冊。

接著，最早進入滿洲的“老滿洲”李運昌來電報告情況，到東北的“老冀東”曾克林直飛延安面報。劉、朱決定抓住“千載一時之機”，派大量軍隊前往。請示毛、周同意，速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先派林楓率中央干部團奔赴他的老家黑土地——再度唱響“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滿懷豪情壯志！

此時，有兩大難題：第一、黨的七大剛剛確定的戰略方針已不適用，劉少奇急電毛澤東、周恩來，必須因時而變、就勢改新“向北推進，向南防御”﹔第二、接收日降區（包括東北）、合並解放區，必須重新劃定黨政各級組織區域，調動任命大量干部。而此時，不可能開黨代會、中央全會，甚至書記處領導都分散開，無法集體決定。

為滿足我搶佔東北之需，又受制於我重慶談判之需，毛澤東建議由“政治局成立決議，在此工作緊張時期內，全權委托書記處，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職權”。

得到授權通報全黨后，劉少奇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改變戰略方針，將“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改為“向北推進（后稱‘向北發展’），向南防御”。這在我黨我軍歷史上的意義，不言自明，可稱為父親軍事生涯中一大亮點 ！

劉少奇主持當機立斷，先后將三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員、百分之四十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派往東北﹔從全軍抽調一百個團的干部（團營連排班全套）收編改造幾十萬偽滿軍警﹔將八路軍（主要是山東和冀熱遼）十萬、新四軍（三師）三萬多部隊速調東北（稱東北人民自治軍）﹔新四軍（包括軍部）十萬調入山東﹔華中及江南十多萬梯次向北收縮。從速動員、聞令出發、急進前行、晝夜兼程。百萬軍隊的調整過程，可謂我軍歷史上空前規模的緊急大調動、大轉移、大進軍﹔布局的結果，逐漸形成大野戰軍集團，可謂我軍正規化的大飛躍、大手筆！

英雄割據俱已矣，文武風流更無前！

借“收復失地”，蔣介石調令幾百萬大軍搶“摘桃子”。父親下令所在軍隊、地方武裝遲滯國民黨軍北上，適時提出“糾纏扭打戰法”。簡單說，就是野戰軍倒過來分散配合地方武裝、游擊隊和民兵，圍追堵截、游擊騷擾、摩擦破襲（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雷戰、地道戰全套“拿手好戲”，集中派上用場，大顯神威），前后左右粘住，一路糾纏扭打，即讓美蔣軍焦頭爛額、稱之為“八路扒路”的全新戰法，令其進退維谷、如陷泥淖，晚了三個多月進入東北、華北，為我黨贏得時間。而我軍民“不暴甲而勝”，幾無損失、收獲頗豐 。

從兵法上講，以奇用兵、披亢搗虛，集孫子老子，這一戰法已近“全勝無斗”“大兵無創”“大戰無形”之最高境界。更難能可貴的，劉少奇概括這一“戰法”並推廣成大規模戰役，創新這一“戰法”並指揮成大規模戰略行動，又發展豐富了人民戰爭寶庫。大戰三千裡，力擋百萬師！可稱為父親軍事實踐中光輝的一頁。

這時期，朱德總司令和父親不失時機，陸續組建了實施機動作戰的野戰兵團，下決心打了上黨戰役,殲滅閻錫山軍十多個師三萬多主力;又贏得平綏等戰役, 保衛張家口，消滅傅作義軍萬余。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聞訊，連呼打得好：“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於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

劉少奇又及時組織各方，大力宣傳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新八軍軍長高樹勛率部在邯鄲戰役中起義，在蔣介石和國民黨最跋扈忘形時，頓晦其顏挫其銳 。

毛主席在重慶談判四十多天，由於長期疲勞過度，返回延安即病倒。中央決定讓他靜心療養，仍由父親主持中央工作。

這期間，形勢極其復雜，變幻無常，“搶佔東北”仍是最棘手的。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蔣介石動用了最先進的裝備，將國民黨軍隊大批運往東北。蘇軍遵守“中蘇協定”，撤軍時將城市交予國民黨軍隊。而此時，中共雖立足未穩，卻佔先機進駐了主要城市。奪得未坐穩的寶座、掌控難保住的政權，誰舍得拱手讓出？七七事變后八路軍前出山西，關於游擊戰爭有一場激烈爭論，與其相似，我軍又面臨勝敗悠關的大抉擇！可想各種思想行動碰撞之劇。

如此背景下，劉少奇果斷地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以農村包圍城市，放手發動群眾，一手抓土改，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練兵（整訓15萬野戰軍、20萬地方武裝，進行剿匪），廣泛建立根據地，黨政軍企、全面發展。劉少奇說：“隻要我們爭取到廣大農村及許多中小城市，緊靠著人民，我們就能取得勝利 ”。這為以后的遼沈戰役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已被定為大轉折期的歷史性貢獻。

這段時期，形勢變幻莫測，敵我消長難料，喜憂得失摻拌，進退取舍難計。父親主持，將與“五大書記”緊排的彭真、陳雲兩位候補書記，加張聞天、高崗兩位政治局委員和大量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集聚東北，可見委任之重。對父親來說，最頭疼難定的，恰恰是在這重中之重的內部，是在親密戰友間的無私爭議、高明判斷中，作出抉擇。中共中央東北局內部的爭議，甚至吵到投票改選了書記（當時有內稱“小遵義會議”）！對秀才們吵不清的問題、自己斷不明的官司，劉少奇索性甩給兵，拼槍杆子說硬話，由戰場打出個清明來。四平戰役之慘劇激烈，即為內因的外在表現結果。讓實踐來驗証判斷。

毛主席養病初期嚴格保密，劉少奇不能擅定卻又實在難言，隻好自攬豪杰眾將之怨懣！東北局的會議與新當選的書記遲遲得不到中央書記處批復，可想東北局之緊張，林彪之急切！稍后，密電通報主席休養之事，雖冰釋前嫌，卻未解當務之急！

調養中的毛主席反復看了文電，多次與各位書記商議，批准了東北局黨委意見，完全肯定了父親的正確領導和得體決策。這段開始讓人懵懂、“文革”初又惹來疑詬（所謂的“支持林彪不夠”）的半透明歷史，未見有人深透研究。但這絕對是一段極其精彩、極為動人的光輝篇章！

當時，最令人糾結的是“和”與“戰”的問題。十四年抗戰勝利，人心思定，人民要和平，如久旱之望雲霓，而我們黨更是應乎天、順乎民，力主和平建國。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出面調停，國民黨擺出建立聯合政府的樣子。我們當然渴望並力推中國進入“和平民主新階段”。“文革”中，父親曾兩次透露，毛主席甚至一度考慮：將中共中央從延安遷至南京附近的天長（皖東）、六合（南京郊縣）……然而，再好的願望也必須面對現實、腳踏實地 。應該說，在中共中央，對蔣介石始終保持相當高警惕的，父親為其中之一。

劉少奇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這八個月，搶先部署下中國政治版圖上強弱勝負的陣勢，被形容為“乾坤翻轉，日月重光”。對父親個人來說，也是最為繁忙、倍感重壓，成就輝煌的高峰期。然而，他依舊為而弗恃、推功於眾，甚至功遂身隱，毫不顯山露水。至今，幾乎每位當事者回憶到這一段，都有令人熱血沸騰的精彩故事，而我們卻見不到，被公認為彪炳春秋的這位統帥領袖，有任何自詡言詞。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作為修養到家的共產黨員，原本自然。但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劉少奇在群眾心目中的印象朦朧飄渺，他說出、做過些什麼？他貢獻、遺留些什麼？今人知之多少？甚至連“劉少奇何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二把手，何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長久以來卻是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清，老年人不詳的一個諱莫如深的疑問” 。眼下，我愧為人子，謹俯首輕言點提綱。

蓋世奇勛橫掃千軍

1946年6月底，父親不幸而言中：美國通過《軍事援蔣法案》，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大舉圍攻鄂豫兩省的中原解放區李先念、鄭位三部。劉少奇在中央軍委負責指揮“中原突圍” ：大部隊血戰，勝利殺出重圍。按先念叔叔晚年見我時的說法：“你爸爸指揮我們又打了場大惡仗！驚心動魄啊！”偉大的解放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蔣介石接連瘋狂下令，向蘇皖、山東、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全國規模的大內戰爆發。毛主席休養痊愈，全力投入工作。父親協助，指揮全軍，奮起抵抗！

劉少奇總負責地方黨政的轉移轉型和堅決斗爭。這次拉鋸激戰的主要地域在華北，而從“中原突圍”始，我軍收縮轉出的主要地域則在華中。國民黨軍隊氣勢洶洶、還鄉團蜂擁卷土重來，內戰烽火爆燃，和平期盼歸零，父親嚴令陝甘寧、華北、華中黨政軍：“不以退卻為方針，應以防御為方針”，城市“隱蔽精干”，“准備鄉村的進攻”。各級黨政頑強堅守，組織機構必須健全，人員精簡分散，重操“拿手好戲”，“開展游擊戰爭”，“不作別的打算”。劉少奇特別指示豫、鄂、皖、蘇：“反對退卻逃跑，畏難怕死”，除必須撤離的，盡量留下加強農村和基層，“堅持斗爭，保存力量，以待時機”﹔同時還組織派出一批批干部和部隊，分散遣回老區，到敵后去。

這時期涌現出大批英雄，最偉大的就是女共產黨員劉胡蘭:碎尸濺血的鍘刀前，大義凜然、英氣如虹的聖女，讓所有人都不得不為之震撼和動容！父親激勵道：“望你們咬緊牙關，堅持斗爭，保存力量，在不久的將來……你們將發生偉大的作用！ ”

華北抗日之初，東北搶佔之時，我黨我軍都有以退為進的大抉擇。這第三次“重返”游擊戰爭，沒有異議爭論，空前一致同步，顯現中共高度的自覺自信。我想，這來自全黨全軍對毛主席指揮戰爭的信賴，也來自三次“重返”都由父親直接主持，大家已熟悉信任。

不久之后，所有的預見果然實現——噢？事已先知？歷史的進程果然驗証——耶！料定如神！

1947年春，蔣介石的“全面進攻”處處碰壁，捉襟見肘，不得不收縮兵力，對陝北和山東集中“重點進攻”。胡宗南等突襲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陝北指揮全國戰場﹔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員會到河北平山西柏坡。

所謂的“重點進攻”，實際是逼使解放區拼消耗。國民黨軍雖然損失巨大，但我軍民也深陷困境，特別是經濟難以為繼。

鏖戰三個多月，1947年7月，毛澤東深謀大略，轉堅守為強攻，揮令三軍：劉伯承、鄧小平率12萬大軍，力戰20天“千裡躍進大別山”，殺回李先念“中原突圍”后仍頑強堅守的鄂豫“老區”﹔同時，陳毅、粟裕率大軍跳出內線，搏殺榮歸新四軍“老家”豫皖蘇﹔陳賡率大軍拼向外線，速戰高歌打回豫西的“中原故鄉”。“大軍回老家”如魚得水！黨政軍民喜淚飛！戰略大局立現“品”字型進攻態勢,俯瞰南京、雄視武漢，遮斷國民黨軍為南北兩大集團。此勇猛“南征”，備宏大“北戰”！為日后在東北、華北、華中我根據地上的大決戰，擺開陣勢格局。

自“中原突圍”歷時整一年，我軍撤出華中，往北收縮， “老區”頑強堅守，沒有絲毫敗落，反倒愈加牢固。此時，更強勢的“大軍”回到更堅實的“老家”——早已布好子的棋局，滿盤皆活：依托以河南為中心的老華中根據地，不僅消解陝北、山東之壓，更展開了重塑華夏千秋的大反攻！

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西柏坡，最先辦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已組建的野戰兵團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強大野戰軍”。受毛澤東委托，朱德（軍委副主席兼）總司令、劉少奇（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首先從華北開始，炮火連天一年多，統一按序列整編成五大野戰軍。這在解放軍建設上的意義，在現代中國軍事上的意義，毋庸贅言。

全國大反攻展開前后，朱德、劉少奇指揮新整編的晉察冀野戰軍，在華北連續打了青滄戰役（6月）、保北戰役（6月至7月）、大清河戰役（9月）、清風店戰役（10月），越打越大，所向披靡。1947年12月攻下石家庄，朱德總司令譽其為“奪取大城市之創例” 。

簡言之，在西柏坡父親還做了許多大事，僅舉三件提幾句。

第一件：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展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這場“耕者有其田”的大革命，為贏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夯實根基，世所公認：土改瓦解了百萬蔣軍，中共得到百萬浴血奮戰的戰士、得到千萬英勇支前的民工、更得到了億萬人心！這場空前徹底的改天換地，已被大書特書、濃墨重彩載入史冊。

第二件：先召開中央兵工交通會議，統一領導，實行企業制，重組合並，互相調劑，提高生產，立見大批武器彈藥源源不斷地供應，被千百萬支前民工輸送前線。繼而，著手統一財經 ，果斷合並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大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統一華北黨政軍群機構，為建立新中國做組織機構准備。為此，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董必武為政府主席。開天辟地，中國第一次組建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與人民軍隊和國防的關系無比重大！

第三件：面臨著土改分地和建國執政的大任務，預見到百萬雄師的大決戰和即將接管全中國的大趨勢，中國共產黨在內部開展了空前規模的反腐敗、倡民主教育整頓。從禁止“村長、縣長稱王稱霸”、村民“投豆選舉”，到各級干部必須舍己為民，決心“給人民當兒子、當長工、當牛馬”﹔從軍隊的大“訴苦翻身”熱潮，到中共力戒國民黨“接收”惡行、鏡鑒李自成教訓。置身於“天翻地覆慨而慷”前夜，劉少奇大聲疾呼警示：“共產黨是什麼都不怕，就怕的是脫離群眾，隻要共產黨永遠依靠群眾，就是不可戰勝的” ！

這時期的大事，無論單挑出哪一件，都足夠寫下長篇巨著。

我實在想不出，該如何定位這段特殊的歷史。在戰爭的危急險難之際，中共創造出極其高明、極其特出的體制：“兩個中央”，合理合法、共濟互補！最高最終決策在陝北﹔九成工作任務和獨立決策在河北！一個中央、兩邊獨立運行﹔各自決策，互通要情急務﹔嚴格集中、高度民主自覺﹔支撐共舉，遍世英雄輩出！

這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最為團結、自信有為，最為輝煌、生機勃勃的第一個時期。或許，正因為這次偉大的成功和輝煌的成就，致使建國后的毛澤東，“文革”后的鄧小平、陳雲，多次提出黨中央領導層設一二線？這僅為我提出的參考題，請專家學者深入研究。

1948年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到西柏坡，與分離一年的朱德、劉少奇匯合。“五大書記”領袖，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指揮贏得了三大戰役。對此，人們了然於胸。

我僅提請回顧，三大戰役都是“圍點打援”，戰場都由解放區為依托和支撐：遼沈戰役（在東北）的實力是怎麼搶得鑄就的？平津戰役（在華北）的基礎又是什麼？傅作義的政令出不了海澱，被逼到何等地步，北平才能和平解放？淮海戰役（在華中）兩大野戰軍，逐鹿中原，陳毅說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正是我黨我軍在東北、華北、華中穩穩佔住，建立廣泛穩固的群眾基礎，方能縱橫捭闔、勢若摧枯拉朽，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而劉少奇，曾在順直、滿洲、上海中央、中央蘇區、長征、北方局、中原局、華中局，搶佔東北、“向北推進”的戰略大調整、三次“重返”游擊戰爭、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員會、中共中央華北局，正是第一線的直接指揮者。三大戰役，在東北、華北、華中連環重疊開打，劉少奇，是當之無愧的奠基者、實干家、戰略家。

淮海戰役后，對“60萬（共軍）吃掉80萬（蔣軍）”，斯大林數度驚嘆“實在了不起！”但他一直不解，詢問手下傲視全球的蘇軍將帥，無人能解答。1949年夏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時，禮回所問，先略述解放區的布局，又簡介了“圍點打援”的籌劃，再概括了制勝因素。斯大林頻頻點頭贊許，伏羅希洛夫、朱可夫等元帥們連連舉杯高呼“烏拉——！”我想，“老大哥”贊嘆歡呼的，是天才的指揮和軍隊的善戰，更是父親話語中的精髓：這最大規模、最為經典的正規運動戰背后的制勝真諦——人民的戰爭！

從1947年7月的解放戰爭大反攻，直到“百萬雄師過大江”后，近兩年時期，在華北、東北，特別在華中大地上，養育出幾百萬人民解放軍，消滅掉幾百萬國民黨大軍，支撐人民解放史上空前規模的戰爭，出動億萬民工，救治百萬傷病，優撫烈屬傷殘，供給軍糧軍需，動員補兵入伍，遣返消化俘虜……尤其在屢遭“水旱蝗湯”劫難的河南，在飽受日偽欺凌蹂躪的山東，沉重的養兵負擔、巨大的戰爭災難，任何人都不難想象。

歷史往往聚焦輝煌的戰績軍功，但也沒忘記代價和犧牲，每每改朝換代，中原戰亂，民不聊生，餓殍遍野，赤地千裡。實在令人驚異，中國史上空前宏大的戰爭中，卻罕見兵荒馬亂、兵災難民的史記實錄。在中共各級報告的文獻裡，可見叫苦喊難、戰場損毀的報告，但沒有推卸責任、上交問題的，反倒多有主動提供幫助、爭搶最艱巨任務的。居然，“老區”還實實在在支援救濟了無數新解放的城市鄉村！真會沒有問題？我想，隻能說明：人民群眾的全力以赴支持擁護，地方黨政的根深蒂固務實高效，人民軍隊的紀律嚴明擁政愛民。這最生動描繪出、最深刻解答了：什麼是真正的人民戰爭！

商鞅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 “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 ”！這才是最大問題的根本！ 這才是制勝的真諦法寶！這才是最應獲得歷史青睞的！

回到“三大戰役”前，毛澤東委托劉少奇，主持研究思考並著手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 。

濟南戰役（淮海前戰）和錦州戰役（遼沈前戰）疾進接火，決殺在即。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七名政治局委員和各方大員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開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局會議，史稱“1948年九月會議”。毛澤東報告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三年“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劉少奇主持會議說：“要准備大的會戰”，一役“消滅兩三個兵團”，“錦州、濟南會戰，如果他們（國民黨軍）的援兵來，那是對我們有利的……這就是圍點打援。”並將“打倒國民黨，統一全中國”正式擺上全黨的議事日程 。之后的遼沈戰役、淮海戰役，確如料想和廟算展開，我百萬大軍決戰完勝！

會議中，父親先講了新民主主義建設中發展合作社 經濟的問題。最后一天，他又做了長篇講話，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五種經濟成分，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斗爭的方式是經濟競爭……是長期的……和平的競爭，這裡就有個‘誰戰勝誰’的問題”﹔決定勝負的“是小生產者的向背”，對其“必須採取最謹慎的政策”，要靠辦好合作經濟“使他們成為小康之家”。這為建立新中國明確了最根本的問題。與會者聽后頓感耳目一新、身心振奮，毛主席帶頭鼓掌盛贊，並讓父親組織起草文件，准備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時用 。

會后，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反復討論，9月30日，沒能參會的張聞天（在東北）也給中央報來《經濟方針的提綱》。集體的智慧與劉少奇的思考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年之后《共同綱領》的主體靈魂和基礎，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部代憲法（毛澤東稱為中國的“人民大憲章”）。至今，我們仍在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仍在“和平競爭”，仍在為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而奮斗。

1949年3月5∼13日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包括經濟和社會制度）。毛澤東號召：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克服困難，奪取全國勝利”。這次全會對中國共產黨極具指導意義。劉少奇在這次會上發言《關於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號召“大家應努力學習解決”城市管理問題，“接收得好，還要管理得好，還要改造”。最后他代表中央提出：“大量的搞”人民代表會議制度 。至今，這仍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會后十天的3月23日，中共中央趕赴北京。至今，我黨仍接續行進在毛澤東提出的“趕考”路上。

4月20日夜，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在長達千裡的戰線上——全線出擊，強渡長江。

4月23日，第三野戰軍解放南京，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滅亡！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猛虎扑食，吞盡東南。

4月24日，華北野戰軍解放太原。5月20日，第一野戰軍（西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十九兵團）解放西安﹔8月26日解放蘭州﹔11月6日，解放迪化（第一兵團入烏魯木齊）——長途遠征，解放大西北。

5月16、17日，第四野戰軍解放武漢，一路攻擊直下長沙、廣東、廣西——勢如破竹，勁掃華南。

5月22日，第二野戰軍解放南昌，挺進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第十八兵團西北入川、滇）——鐵流奔涌，蕩滌大西南。

“橫掃千軍如卷席”，毛澤東是當然的統帥。按分工，有些大事由劉少奇總負責，例如全國的軍事管制，軍地干部的大調動等。大軍風卷殘雲，如何鎮住站穩，為成敗之首要。

此時，父親依然是作而弗始巨細落實，泰而不驕從容應對，威而不猛周密擺布。“海畔雲山擁薊城（北京）”，“天下英雄誰敵手”！

衛我國防傾世之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父親逐漸將工作重心放在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思想建設上。我認為，他也是有意在軍隊建設方面疏離了一些。抗美援朝時，毛澤東先后委托林彪、周恩來、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事務，但許多工作仍由劉少奇主持。例如，組建和裝備中國的防空兵、空軍 、海軍，是劉少奇在建國前的1949年6月至8月，赴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並當場得到滿意答復 。

1954年9月下旬，中央軍委不設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就沒有再任中央軍委職務。從1943年3月起，父親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共11年半，並主持過軍委工作。他任職期間，是人民軍隊發展壯大、革命戰爭勝利進程和國防建設突飛猛進、成效最為卓著的時期，也是中國現代軍事和軍隊在世界上嶄露頭角、為世界所公認的最重要時期。

早在1950年，朱德總司令提出軍隊正規化，准備授軍銜。經過長期細致醞釀，基本設計套用蘇聯的軍銜體制，擬訂的方案和名單反復上下。1955年2月8日，劉少奇委員長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按斯大林例，原擬毛澤東為大元帥。毛伯伯堅辭不受：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眾中去講話多不方便呀！依我看哪，現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評軍銜為好。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也在部隊搞過，你也應該評元帥。父親說：不要評了，我現在不在軍隊工作了。毛澤東又問周恩來和鄧小平（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委員）：你們的元帥銜要不要啊？周伯伯說:不要評了。小平叔叔說：當什麼元帥喲，早不帶兵了 。

之后毛澤東接見南美代表團時，講到自己被迫打仗，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又說：“我們的許多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其他許多元帥、將軍，起初都不會打仗，是在戰爭中學習起來的。 ”

不擔任中央軍委職務后，在軍隊的領導和管理上，父親不具體過問。但當軍隊需要，比如說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教育，軍隊黨建發展等，他總是認真盡力，一絲不苟。對國防建設、軍事戰略以及戰爭問題，劉少奇的關注從無絲毫放鬆，決策和工作從無怠懈。

譬如，關於“兩彈一星”，是劉少奇向毛澤東建議，單靠部長或副總理都抓不上去，必須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管，並決定建立專門的政府機構。

加一句：我的大哥和二哥從蘇聯留學歸來，一個到偏遠艱苦的內蒙古，獻身原子彈、氫彈的研究生產﹔一個穿上軍裝，投身導彈、衛星火箭的研制。早年時期，父親為革命戰爭，被迫訣別愛妻，舍棄兒女﹔晚年時期，父親為國防建設，貢獻出自己的兩個愛子，了卻心願——父“衛黃”，兒“保華”！

1964年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中國的中程導彈發射成功﹔1967年中國的氫彈爆炸成功﹔1970 年中國的衛星實驗成功——連續震驚世界！

有些更大的事務，在中共中央一直是由父親總負責，至今鮮為人知。僅舉援助越南、抗法抗美大事。

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聯訪問，劉少奇再次代理主席。不久，周恩來（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也隨去莫斯科談判。忽聞廣西邊防急報，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來訪。劉少奇和朱德意外驚喜，下令以最高規格，“熱情接待，周密護送來京”。

胡志明（原名阮愛國），越南勞動黨的創始人，后成為震撼世界的偉人。越南原為法屬殖民地。胡留學法國，1920年加入法共，后到蘇聯。1925年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到廣州參加大革命。在毛澤東為主任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旁聽，劉少奇講授中國工人運動﹔在黃埔軍校旁聽，認識周恩來、陳賡等。所以，胡一直稱毛、劉、周為老師，盡管胡的年齡比他們都大一些。

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成立越南共產黨（后改名印度支那共產黨）。當時，法國在越南統治極其嚴酷，中國相對寬鬆些。胡與其說為越南革命，更多是為中國革命做貢獻，在香港被捕、押返越南。

1941年，日本打跑法國，侵佔越南。胡志明在中越邊境的高平組建越南獨立同盟並任主席，高舉抗日旗幟。1942年，胡在中國又被捕，曾坐過廣西18所監獄，經周恩來在重慶全力營救，1943年獲釋，往來於中越邊界山野城鄉斗爭，艱苦卓絕。

1945年日本投降。9月2日，胡志明在河內50萬人集會上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后任國家主席兼總理。此時，法國佬又回來，1949年從香港迎回日本人扶植、隨日本投降而流亡的越南保大皇帝，統治南越，攻佔城鎮，絞殺共產黨（1951年印度支那共產黨改稱越南勞動黨）。

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越南，胡志明立即派兩位特使持親筆信來北京。1949年12月28日，父親起草中共中央致胡志明電，同意兩國建立外交關系。兩次與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面談，派他赴越南當中共聯絡代表，持劉的親筆信出發。此時，胡志明已請長假，“赤足步行”親來中國，在崎嶇山間走了17天，見到邊界上的解放軍戰士，高興得又抱又親。小兵們聽說這位老爹是越南主席，不敢相信，馬上速報 。

1950年1月30日，隆重歡迎胡志明主席，劉少奇、朱德見老戰友，其情其景其興奮，可想而知。胡講述了越南狀況，提出援助要求。劉、朱當場盛贊胡，對援助要求“給以滿意的答復”。2月3日，送胡志明訪蘇，去見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

自此，父親一直總負責援助越南。他與韋國清（新四軍老人，時任解放軍第十兵團政委）面談，委派其任援越軍事顧問團團長。韋是廣西壯族人，懂些越語，認識胡志明。之后，開始大規模、“全方位”、“毫無保留”的援助。劉給胡的信箋電報不下百件，以至軍隊怎麼編？物資怎麼運？根據地怎麼建？邊貿與援助怎麼區分？群眾生產生活怎麼抓等，全面周到。

首先，就是要打通接壤的邊界。父親親手修改作戰方案：不僅打通廣西，還加上雲南。1950年5月23日，劉少奇電示陳賡（原武漢工人糾察隊隊長、時任雲南省政府主席、軍區司令、軍管會主任），“望用心協助他們，使他們在老街戰役中獲勝……將來作戰指揮及后方勤務等，陳賡同志均有親自前去協助之必要”。7月，“邊界戰役”初定，劉少奇委任胡志明的這位老熟人（黃埔軍校時），為中國共產黨全權代表，入越南幫助 。9月至10月打了大勝仗，消滅法軍8000多人，解放5市13縣750公裡邊境。

這時，我抗美援朝開戰，更引起法國的恐慌，開始調集大軍決戰。陳賡奉調入朝鮮任志願軍副司令。韋國清援越指揮作戰。

在聽取韋國清匯報后，父親敏銳地察覺到越南西北高原的戰略地位，若佔領后我將與北越連片，滇越鐵路疏通，援助力度大增，兵鋒利指平原。1951年9 月，劉少奇當面向秘密訪華的胡志明提出“西北戰役”重大戰略建議。胡驚喜瞠目，淚流不眨……劉即派羅貴波兼軍事顧問團工作 ，韋國清全力幫助越南建立正規軍。

1952年，父親指示羅貴波提請越南黨：“注意解放老撾。這將在戰略上有價值，目前又是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胡志明高度贊同一致，對中越雙方來說，這一“西北戰略”，濃縮為劉的一句話：“幫助老撾解放，甚為重要 ”！

此時，我中國人民志願軍，全換蘇式裝備，在朝鮮的陳賡聯署彭德懷請示軍委：繳獲大批美軍裝備如何處理？劉少奇商毛澤東、周恩來后，將絕大部分贈予越軍。韋國清在中越邊界，抓緊整編、裝備、全訓越南正規軍幾個師。速運交的美軍武器，將整訓部隊煥然一新。

1953年冬至1954年春發動旱季攻勢，越南新建的幾個師正規軍，全部上陣接受實戰考核。韋國清也將我全套教官轉為顧問團，遂行戰場考評。驕傲的法軍經過“邊界戰役”已不敢輕敵，但說什麼也想不到，全套美式裝備的“土越共”如此厲害！法軍一觸即潰。我“西北戰役”取得重大勝利，打亂法軍部署，將其壓抑在奠邊府地區。我奪得主動權 。

任何戰爭都充滿意外！仗打得挺漂亮，但還是出了我顧問團意料外的重大事件：考核下，越軍過於亢奮，戰事過於順利，追擊過於生猛，山林過於迷亂，一不留神、沒能勒住過了梭，順帶打出個全天候兄弟國家——老撾！這就是戰爭，不用講的硬道理！

緊接著1954年5月7日，剛被我訓練合成步、炮、工、通、裝的越南正規軍，大勝於奠邊府。法軍方16000多被殲，俘虜將軍和士兵10000多，西方大受震動。法國要回戰俘，撤出越南和整個東南亞，保大皇帝被廢黜蟄居巴黎，越南按17度線北南分治﹔早一步驅逐法國殖民者、已解放的老撾王國，也就獨立了。這就是日內瓦會議談判定的。唇槍舌劍的激烈之“談”，最后不得不承認服從硬道理，“判”定了既成事實。

美國介入南越，先暗中操控、后發動戰爭，“逐步升級”。中國進一步加大了援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軍援，劉少奇的意見中央軍委不折不扣地執行。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的1966年7月22日，在天安門廣場十萬人集會，發表《劉少奇主席聲明》：“我代表七億中國人民，向全世界庄嚴聲明……中國七億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中國遼闊的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

“文化大革命”初始，胡主席正在中國，到杭州見毛主席（江青、康生在座），毛伯伯說：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不請我自己去……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不得而知。要准備，還來得及……我們最近這場斗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七個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指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現在我們……搞文化大革命。 胡伯伯表示不理解：我們越南不搞，武化大革命還沒搞完呢。毛澤東建議到學校看看大字報，胡志明看完后，縱有千般味，更與何人說？自語一句：大字報所指的那些人要是看到這些，該多傷心哦！

我想今人看至此，能夠體會出什麼叫作：同志加兄弟、情同手足，患難總相顧、生死與共！

三年后，1969年9月2日越南國慶節，胡志明因病逝世，東方已白明星滅，備享哀榮空前﹔同年11月12日，劉少奇含冤去世，夕陽西下幾時回？身披白發盈尺。

幾十年抗法、抗美，越南憑的就是繞行老撾、特別是“胡志明小道”，靠的就是游擊戰爭，特別是把“大戰三千裡，力擋百萬師”的“糾纏扭打戰法”持久，把“游擊戰與運動戰的適當結合轉換”推廣到新高峰。1973年，幾十萬美軍陸續撤出﹔1975年，越南人民軍攻入西貢。

美國曾宣布，“朝鮮戰爭是唯一沒有打勝的戰爭”，而“越南戰爭是唯一徹底失敗的戰爭”。美國人承認，這兩場戰爭都敗給了中國人。

游擊戰爭——人民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美國，一定程度上還在改變世界！

不忘初心死而不亡

國防是個大概念，軍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軍隊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央軍委負責軍隊的指揮，而國防建設，則是由黨和國家舉全民之力，甚至舉世界人民之力來進行的。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國家、共產黨和所有老一輩革命家的大災難，皆遭罹害、玉石俱焚！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華國鋒主席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大討論、《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 。

1980年，黨和國家隆重為劉少奇平反 ，推翻了一切不實之詞，給他的一生做出全面、公正的評價，恢復了他中國共產黨黨籍和黨的副主席職務。劉少奇，至死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1959∼1969年）。還有很重要的：劉少奇，至死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防委員會主席。

一直到去世，父親始終致力於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始終執著於鞏固國防、建好軍隊——奮斗不息、竭盡忠誠。

父親的一生，多災多難，歷盡坎坷，而他又極其成功、建樹奇偉。我常想，劉少奇久經鏖戰苦斗，力克千難萬險，為什麼能闖過狂風巨浪，被推舉到歷史的顛峰，成為黨和人民擁戴的領袖呢？他自己曾說過的一段話或許能夠解釋：

“我們黨的及我們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各項事業，都是人民群眾的事業，並都是（無一項不是）經過人民群眾去進行的工作……一切工作都要走群眾路線，都要有群眾觀點”。什麼是群眾觀點和路線呢？他說：“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人民群眾的先進部隊對人民群眾的觀點”，有這些觀點“才能有明確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才能實行正確的領導”。怎樣做好群眾工作呢？簡言之：“小道理應該服從大道理，小原則應該服從大原則” 。

復述上面提過的：“共產黨是什麼都不怕，就怕的是脫離群眾，隻要共產黨永遠依靠群眾，就是不可戰勝的”！

我想，這就是父親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屢屢從無到有、以弱勝強、反敗為勝，甚至起死回生，取得輝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一生隻辦過一件事，就是群眾的事﹔隻做過一項工作，就是群眾工作”。他是不是在教導我：此生非我有，血雨任平生？

我今天向大家敘述的主題，正是在那個群星燦爛的年代，父親與領袖、戰友、同志、人民群眾的故事（無一項不是），所以盡量多的寫上共事者姓名。而我講述的主角，是一位平民、凡人、真人，在人民群眾、革命事業中，在學習鍛煉、忘我奮斗中，成長為一位領袖、偉人、完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故事。

在中共中央的悼詞中，鄧小平超出常規評定：“劉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對廣大黨員提出的黨性鍛煉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則地實踐了”。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朱德贈劉少奇的詩句）”，父親的一生與軍隊、軍事、國防確實有不解之緣，緊密相連。那個時代，決定了他必須為保衛炎黃子孫而拼搏，必然為振興中華而革命﹔那個時代，決定了他的理論信念、文武兼備，造就了他的卓越卓犖、文武殊榮。他披肝瀝膽，乘勢順民，披荊斬棘，衛黃保華，將永昭史冊。

老子曰：“死而不亡（通假忘、朽）者壽”。黨和國家，偉大的中國人民沒有忘記劉少奇，從“歷史上最大的冤案”中解救他，永遠紀念他。

“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父親終生不忘初心，他竭盡全力去做了，他舍生忘死做到了——了卻軍民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何憐白發生！ 

來源：《黨史博覽》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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