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太雷與馬林的精誠合作【2】

一同參加中共西湖特別會議

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議上報告中國之行，詳細地敘說了中國的政治局勢，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情況，明確指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真正民族主義運動的力量。馬林主張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自己的組織和報紙，並應繼續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動和組織中心”。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同意馬林的主張，下達專門指令：要求中國共產黨應該支持國民黨，到國民黨內部工作。並授予馬林委任書，即擔任共產國際和赤色工會國際派駐中國南方代表。這時蘇俄政府任命越飛為駐華全權代表，接替斐克斯的工作，與北京政府談判改善兩國關系問題，同時與孫中山繼續會談，尋求建立較牢固的關系。越飛選中馬林作為助手一起來華，使得馬林來華的身份很特殊，成為國共兩黨與蘇俄代表越飛三者之間起紐帶作用的重要人物。張太雷作為馬林的翻譯兼助手的作用也非同以往。

中共二大后的8月初，張太雷在上海第二次見到馬林，之后立即投入工作，在有關會議上翻譯馬林的意見，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陳獨秀等人聽取后覺得事關重大，決定邀請李大釗南下，共商國共合作事宜。

1922年8月25日，馬林和張太雷與孫中山見面了。經過“禍生肘腋”的孫中山看上去有些疲憊，他很高興地接過馬林轉交的越飛信件。馬林介紹了自己第二次來華的使命，勸告孫中山，不要僅僅依靠軍事手段去收復廣州，要開展群眾工作，使上海成為對全國工農進行廣泛宣傳的中心。這時孫中山並未完全放棄聯合其他政治勢力實施北伐的軍事行動，但是他已改變策略，對於馬林來訪和勸告看作是一種友善的行為，況且他很想得到蘇俄援助，因此與馬林的會談達成某種默契，同意促進國共合作。

離開孫中山住處后，馬林和張太雷商談下一步工作計劃，由馬林向陳獨秀等人建議，召開中共中央特別會議。8月底，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西湖召開。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高君宇、蔡和森與馬林在會上爭論激烈。馬林堅持認為共產黨必須加入國民黨——“黨內聯合”，這是落實國共合作的第一個步驟，並依據共產國際指示，詳細地說明了這個主張。張太雷把話翻譯過去，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立即表示不同意，認為國民黨並非什麼多階級聯盟，而是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政黨，如果中國共產黨人加入進去，與資產階級混合在一起，將會喪失無產階級的純潔性和共產黨的獨立性。對於國民黨吸收黨員以打手模、宣誓服從表示對孫中山忠誠的方式，陳獨秀等人更加難以接受。

馬林示意大家停止發言，大聲說：“作為共產國際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國民黨，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針對中共中央領導人對馬林的主張的不同看法，隻有張太雷等極少數人理解馬林的思路和主張，站在共產國際的宏觀角度上審視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張太雷明白這語氣中包含著不容置疑的命令口氣，謹慎地選擇詞句翻譯過來，會議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大家不由把目光集中在陳獨秀身上，張太雷很擔心陳獨秀的火爆脾氣會隨時發作。“……好吧，聽從共產國際指示，有意見可以保留。”陳獨秀板著臉，流露出無奈、不滿的神情，他原來想堅持獨立性，現在被復雜的情緒所替代，其中包括不得不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援助，否則中國共產黨難以進一步開展工作。中共中央西湖特別會議開了幾天，李大釗等認為，先由黨的少數負責人加入國民黨，作為兩黨合作的橋梁，實現中共二大既定的政策，是避免與馬林、共產國際發生嚴重爭執的兩全辦法。由此開始，將難以實現的國共“黨外聯合”的設想轉變為切實可行的“黨內聯合”政策。

馬林、張太雷等人明白這僅僅是開始，必須抓緊時間“趁熱打鐵”，立即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商量下一步具體工作，擬定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張太雷等人先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9月，孫中山邀集在上海的各省國民黨負責人討論改進國民黨問題，陳獨秀、張太雷等作為特邀“跨黨”代表參加會議，引來一片驚奇、猜疑的眼光，但這畢竟標志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前奏。兩天后，陳獨秀被孫中山指定為“國民黨改組方案起草委員”9個成員之一。為此，陳獨秀與馬林、張太雷協商起草一個改組國民黨的草案，其中宣傳工作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后來被送到孫中山手中。同時，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西湖會議決定籌辦中共中央刊物《向導》周報，由蔡和森、高君宇等人負責，辦刊費用則由陳獨秀與馬林、張太雷商量后，讓馬林負責解決。

根據馬林的建議，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團中央張太雷等人隨之前往，並時常召開會議處理各種問題。張太雷改任《先驅》主編，但經費等問題還需要馬林支持。

12月，馬林告別張太雷，再次赴莫斯科匯報工作。醞釀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計劃總算有點眉目，張太雷參加了其中主要過程，親眼目睹了國共兩黨要人的思路和立場，接觸到的問題極其錯綜復雜，當然還有許多矛盾隱藏在背后。

配合馬林勸諫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1923年2月，馬林第三次來華，臨行前經布哈林介紹會見了斯大林，接受斯大林指示，還與蘇聯外交部門負責人加拉罕商談外交工作。這樣，馬林肩負著共產國際和蘇聯外交兩方面的使命，根據共產國際的最新指示，籌備中共三大，促進國共合作，同時推動孫中山與蘇聯關系的發展。

躊躇滿志的馬林曾與陳獨秀商量，起草一份國民黨改組計劃。“計劃”分為9個部分，21人組成新的國民黨執委會，規定組織部、宣傳部、出版社等職責及其機構組成、分布地，還設想各部門的人選問題，組織部部長張繼或廖仲愷，聯絡部部長瞿秋白、陳獨秀、鄧中夏，出版部部長蔡和森，通訊部部長張太雷。這份改組計劃顯然是一廂情願的設想，但也透露了馬林的心態，一方面他傾向於國民黨，另一方面卻要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重要職能部門的負責人，顯然他還是看重共產黨人的實干精神和認真負責的工作作風，由此推動國民黨改組，擔負起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重任。

張太雷也許並不清楚自己的名字被列入馬林設計的草案，被委以機要重任，只是覺得在北京與馬林重逢很高興，並繼續擔任他的翻譯兼助手。馬林帶著孫中山的介紹信，前去沈陽與張作霖商談，處理中東鐵路的棘手問題，了解孫中山聯張（作霖）的北伐軍事計劃。這直接牽涉到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對華策略，也是馬林將與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的重要籌碼。

1923年2月7日，吳佩孚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二七慘案，徹底打破了蘇聯與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人聯吳策略的美好幻想，於是聯孫策略顯得更為重要，以此推動國共“黨內合作”。二七慘案發生后，馬林、陳獨秀等人已遭到通緝，北京的險惡環境迫使中共中央機關遷移至南方。馬林、陳獨秀等人先南下赴粵，張太雷受命留滬，與鄧中夏等人處理黨團事務，隨后，張太雷動身赴廣州，繼續配合馬林工作，並籌備三大。

孫中山從上海返回廣州后，准備全力以赴消滅陳炯明的殘部，希望盡快得到蘇聯的援助。5月1日，越飛打電報給孫中山，同意提供200萬金盧布，還准備提供800支日本步槍以及機關槍、裝甲車等，再三希望孫中山對此援助嚴守秘密，並制定馬林作為代理人，前來談判。馬林試圖通過廖仲愷說服孫中山，放棄攻打陳炯明，把精力投入國共合作方面，但碰了軟釘子，其他國民黨要人見到馬林總是提到籌款。馬林隻好與廖仲愷去石龍前線，當面與孫中山會談。孫中山哪裡聽得進去，出於禮節，婉轉地拒絕，認為先解決迫在眉睫的廣東問題之后，再著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馬林失望地離開石龍，開始考慮是否應該給孫中山援助。

6月中旬，北京政府黎元洪被直系軍閥曹錕逼下台，曹錕窺視總統寶座，引起全國一片嘩然。一些議員致函孫中山，請他北上，復總統職。馬林探知孫中山有北上之意，再次與廖仲愷前去會見孫中山，勸說孫中山利用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機，立即轉變方向，加快國民黨改組的步伐，並盡快赴莫斯科。孫中山認為抓住北京政府領導權並不重要，應該先解決陳炯明，估計兩個月后可去莫斯科和柏林，依靠蘇聯的軍事援助、德國的科學技術，實現共同建設新中國的計劃為時不遠了。

對於馬林再次會見孫中山的結果，張太雷好像有種預感，可能還是要碰壁。按照事先商量的結果，他撰寫了《國民黨目前之兩種責任》一文。文章迫切希望國民黨代表民眾說話，領導民眾爭奪領導權，而不應當被人民遺棄在后面跟著走，從而失掉自己的領導地位。這顯然是馬林等人與張太雷事先商定的。

孫中山沒有食言，6月29日，發表對外宣言，指責北京政治狀況的混亂，但是沒有張太雷等共產黨人所希望的那種“激進”態度。馬林期盼的國民黨改組的實質性措施還是他的接任者鮑羅廷來華后實施的。

協助馬林召開中共三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是廣州東山春園，樓房下面兩層由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等人居住，馬林住在三樓，張太雷和瞿秋白作為他的助手同住一層。

馬林帶來一部英文打字機，緊張地在打字機上起草中共三大宣言。張太雷將此翻譯成中文，瞿秋白協助修改，定稿后再翻譯成俄文。他倆又把共產國際的有關決議翻譯成中文，印發給大會代表討論。

1923年6月12日早上，張太雷和瞿秋白穿著西裝，與馬林同去會場，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毛澤東等40人先后落座。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討論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會上引起激烈爭論。

張國燾等人受到維經斯基的影響，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由它來領導革命”，並且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認為這樣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把工人運動送給國民黨。這種主張遭到馬林、陳獨秀等人的反對，他們以共產國際有關決議為依據，強調民主革命是目前黨的中心任務，不能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匯合一切革命力量。但是，他們也流露出一種錯誤傾向，在全體共產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以后，凡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都應當歸於國民黨，即“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等人在會議上分別發表看法，張太雷的發言最為激烈，以共產國際精神為依據，堅決主張國共合作。瞿秋白則一口氣談了16條意見，認為“如果我們等國民黨發展以后再參加進去，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們希望壯大力量，假如我們有明確的目標，我們會有充分的機會在國民運動中壯大自己，走俄國十月革命的路”。他的發言具有鮮明的辯証發展思維，為張太雷等人發言作了重要補充。張太雷把話翻譯過去，馬林點頭稱是，露出滿意的神色。會議期間，馬林精力旺盛，深夜裡還在英文打字機前整理一天會議的記錄，張太雷和瞿秋白同樣熬夜翻譯和整理，還分別承擔起起草和修改大會有關決議的任務。

中共三大期間，馬林經常就具體問題詢問張太雷和瞿秋白：“請告訴我，我應該怎樣闡述共產國際提綱（即1923年1月《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中的觀點？我是否需要對中國形勢做一番分析，並將與其他地方東方國家加以對比？”瞿秋白想了想說：“不用這個辦法，必須很具體。一些同志傾向於盡可能疏遠國民黨，必須看到支配他們思想的細微論據。”

最后，會議決定接受共產國際有關決議，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等文件，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執委會，陳獨秀繼續任委員長。

這次大會完成了馬林預期的任務，張太雷、瞿秋白作為馬林的助手兼翻譯做出重要貢獻，他倆的才華進一步得到馬林的賞識。事前的6月初，馬林發給蘇聯政府駐北京（代理）全權代表達夫謙一封電報，高度評價張太雷，認為他很能干、可靠、完全信任他，並讓他參與羅斯塔社（后為塔斯社）駐廣州的機密工作，“開始讓他回復電文”，且給予豐厚月薪，每月200元，交通和資料費50元，但是遭到達夫謙的拒絕。

馬林原來想擔任蘇聯派駐廣州的領事或越飛的助手，但是他作為非俄國人不可能擔任這樣的外交職務，莫斯科隻想給他一個羅斯塔社駐廣州代表的職務。馬林權衡利弊，加之其他原因，最后決定結束自己在中國的使命。臨行前，他整理了所有機要文件，委托張太雷隨身攜帶送去北京。

馬林三次來華，與國共兩黨要人經常打交道，相互之間已經產生了感情，特別是對於張太雷。張太雷作為馬林的翻譯和助手，當馬林在中國執行共產國際任務遇到阻力，不被中共黨內同志理解時，他總能在工作中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幫助，與馬林攜手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而努力，最終促成了國共合作。如果馬林不離去，繼續在華工作，很可能改變張太雷后半生的政治命運。不過正是有了馬林，張太雷才得以參加馬林與孫中山等國民黨要人的大部分會談，見証了促進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前期工作。馬林回到莫斯科后發現自己已失去過去所有的權力，只是共產國際機構裡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員。他流露出很想再次返華工作的念頭。幾個月后，張太雷隨蔣介石代表團訪莫斯科。他曾試圖幫助馬林返回中國，但是未能成功。

來源：《世紀風採》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