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莽斧鉞 驗我堅貞【3】

“革命本來就是艱險的事”

對中央蘇區實施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改變了前四次“圍剿”時長驅直入的戰法，在蘇區周圍筑下碉堡三千多個，以五十萬大軍步步為營，逐漸推進。1934年4月，敵軍佔領廣昌，敲開了中央蘇區北大門。10月初，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進攻，迅速佔領了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紅軍的機動回旋余地更加縮小，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無可能。

長征，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的。

既然已經決定開始長征，誰轉移，誰留下，便成為一個迫切且重要的問題。不過，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計劃和准備工作都是保密的，相關重大決策僅限於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討論決定，一般中下級干部並不清楚。

至於高級干部的去留，完全由“三人團”決定，事實上由博古一人決定。誰都清楚，跟著大部隊轉移，還有活下來的機會，可如果被留在中央蘇區，面對的就是蔣介石數十萬精兵的團團包圍和瘋狂剿殺。

留下來堅持斗爭的領導機關叫“中央分局”。第一個被考慮留下的，是項英。委任他為中央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無論黨、政、軍，他都有多年的全面工作經驗，能夠主持留守大局。臨危受命，項英的回復是，堅決服從安排。

第二個被列入留守名單的，就是當時戰傷未愈的陳毅。

在用農舍改造成的病房中，躺在床上的陳毅見到了前來探望他的周恩來。陳毅心裡清楚，這位老戰友在百忙之中來醫院，除了給自己送來發電機、為手術做准備外，一定還負有政治使命。他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極力控制住感情，風趣地說：“你們就要走了，快對我說說悄悄話吧！”

周恩來首先向他傳達了中央的意見：“你是高級干部，本來應該把你抬走，因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響，有名望，又懂軍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無法向群眾交待。”隨后，他又向陳毅傳達了中央的決定：“你留下參加以項英同志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時，由你出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之職。你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意見！”陳毅的回答干脆利落，還不忘補充一句，“革命本來就是艱險的事。”

在決定誰走誰留時，博古等人帶有強烈的宗派傾向，那些他們認為有“右傾”錯誤、不執行中央路線的人，都被乘機甩掉，留在蘇區打游擊，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澤覃、賀昌、劉伯堅等人。

最初，他們連毛澤東也不准備帶走，打算把他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還是周恩來、朱德等人一再堅持，說毛澤東既是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紅軍的主要創建者，在軍隊享有很高的威望，應該隨軍出發。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被列入了長征名單。

在被決定留守蘇區的人員中，瞿秋白無疑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在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彌漫之時臨危受命，又在數年后為他人的錯誤路線負責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失去了最高領導職務，甚至被排除在黨的領導機關之外。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他即使不因此“撂挑子”，也要鬧點情緒。但實際上，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坦然面對，並依舊努力工作。

1934年2月，瞿秋白到達瑞金，被任命為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教育部部長。自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后，時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黨組織分配的工作。

被譽為蘇區“三大赤色紅星”之一的石聯星，當時就在瞿秋白的領導下工作。長征即將開始的時候，石聯星帶了一個20多人的劇團，到三軍團去慰問演出。但她們在那裡空等了三天，戰士沒空看戲，都在忙著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雙。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聯星正琢磨著，收到了瞿秋白打來的電報，讓劇團立即回瑞金。劇團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經黑了。

來到一塊菜園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著她們。他安詳而平靜地對演員們說：“中央紅軍大部隊走了，黨中央走了。”演員們聽到這裡，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來，瞿秋白鎮靜地勸慰著她們。二十多年后，當石聯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說：“秋白同志的話音是那樣堅定有力，使我們不覺逐漸收住了眼淚。”

然而，她們不知道，瞿秋白心裡正經受著怎樣的煎熬。

對於讓瞿秋白留下來這個決定，很多人有不同意見，畢竟他曾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帶上，但博古予以拒絕，認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長途行軍。張聞天也曾向博古提出帶上瞿秋白走，但博古一點沒有商量的余地。

徐特立臨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馬換給了他。同時，他將自己的一件長衫送給馮雪峰，作為紀念。如今，這件長衫還在，成為了歷經萬水千山的革命文物。

第二天，不知就裡的陳毅見到瞿秋白，忙著把自己的馬缰繩塞到他手裡，催他趕緊走，但這份好意被瞿秋白謝絕了。當晚，瞿秋白和好友吳黎平相聚，分別之際對吳黎平說：“你們走了，我隻能聽候命運擺布了。不知以后怎樣，我們還能相見嗎？如果不能相見，那就永別了。我一生雖然犯過錯誤，但對黨對革命還是忠心耿耿，全黨同志有目共見。我無論怎樣遭遇，無論碰到怎樣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夠印証這一說法的是：長征開始后，為了保守紅軍主力已撤離蘇區的秘密，瞿秋白繼續編輯《紅色中華》報，報紙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報的面目出現，社址不變，印刷廠不變，出版周期不變，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節過后，在火線和農村演出的三個劇團，根據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駐地進行會演。

會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裡的群眾差不多都來了，有的走了十幾裡路趕來看戲。中央分局的負責人項英、陳毅、陳潭秋、何叔衡、毛澤覃、劉伯堅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著越下越大的雨觀看演出。

會演持續了三天，而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蘇區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