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薪火——《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誕生記【3】

真理的味道

1920年，陳望道29歲，還不是復旦大學任職最長的校長，還沒有寫出《修辭學發凡》、主編《辭海》這樣的皇皇巨著，還不是中國語言修辭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這時的陳望道，只是一個留日歸來的青年學者、剛剛離職的師范學校教師。就是陳望道這個名字，也剛使用不久，他原名陳參一。

陳參一出生於浙江義烏河裡鄉分水塘村，自幼聰慧，1915年留學日本。在《陳望道自述》中，他這樣形容自己的求學之路：“我是在農村讀國文，繡湖學數學，金華攻理化，之江習外語，到了日本，則幾乎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無不涉獵。”而最后，“轉而逐漸形成以中國語文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為自己的專業。”

據曾長期擔任陳望道秘書的鄧明以回憶：陳望道“在日本留學期間，一邊勤奮學習哲學、文學、法律等社會科學以及物理等現代科學知識，一邊在課余刻苦鑽研馬克思主義著作。”“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進步文化的熏陶，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1919年5月，陳望道回國，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國文教員。時值五四運動風起雲涌，陳望道與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於五四運動。他和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文學，提倡新道德、新文學，被人稱為“四大金剛”。陳望道年輕氣盛，性格火暴，還有個“紅頭火柴”的外號。也就是在那時，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陳望道。

陳望道啟用新名字時間不久，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風雲人物。他積極投身浙江五四運動，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的“一師風潮”也是中心人物。

所謂“一師風潮”，緣起於浙江第一師范有個學生施存統（音樂家施光南的父親）寫了篇文章，題目是《非孝》，這篇文章在陳望道的指導下發表在《浙江新潮》上，抨擊封建禮教。浙江當局視這篇文章為洪水猛獸，強扣以“非孝、廢孔、共產、公妻”的罪名，查封《浙江新潮》，對浙江第一師范的校長經亨頤撤職查辦。此令受到一師校長和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爆發了“一師風潮”。

▲早期《共產黨宣言》版本。前排兩冊分別為陳望道譯本的1920年8月版和9月版。

陳望道

▲1961年，上海市各界慶祝五一聯歡會，毛澤東主席與陳望道（前排左三）親切交談。

毛澤東批注過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故居收藏的周恩來讀過的《共產黨宣言》。

“一師風潮”得到全國文化教育界聲援，浙江當局被迫收回成命。不過經過此事后，經亨頤還是離職了。“紅頭火柴”陳望道表示與校長同進退，主動離職，回了老家。

經過“一師風潮”，陳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鍛煉。在《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中，他回憶，“一師風潮”后，“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別的准繩，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別……這更高的辨別的准繩，便是馬克思主義。”

陳望道接到《星期評論》約請他翻譯《共產黨宣言》的來信，可以說正中下懷。

1920年的早春，山區的氣候還相當寒冷。陳望道躲進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間僻靜的柴屋。端來兩條長板凳，上面橫放著一塊鋪板當做書桌，在泥地上鋪上幾捆稻草當做凳子。入夜后，點上一盞油燈，借著昏暗的燈光，埋頭翻譯。當時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柴屋因經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風透過四壁漏牆向他襲來，常常使他凍得手足發麻。但他只是憑借柴屋裡簡單的用具，以及老母親給他送來的每日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

鄧明以在其所著的《陳望道傳》中詳細描述過陳望道蘸墨汁吃粽子這個故事的細節：

母親見他夜以繼日地埋頭工作，身軀漸見消瘦，心疼極了，特地包了幾個粽子，讓他補一補身子。義烏盛產紅糖，母親將粽子端至柴屋時還隨帶送上一碟紅糖讓他蘸著吃。稍待片刻，母親在屋外高聲問他，是否還需添些紅糖時，他連連回答說：“夠甜夠甜了。”一會兒母親進來收拾碗碟，隻見他吃了滿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陳望道隻顧全神貫注地譯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陳望道對翻譯工作相當嚴謹仔細，為使譯文准確符合原意，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詞典》《英漢詞典》，斟詞酌句，一絲不苟。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周曄在他的最新研究中發現，陳望道在翻譯過程中，發現日文翻譯中的一些錯誤。如《共產黨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兩個詞，日文版中譯作“紳士、平民”，陳望道斟酌之后譯為“有產者、無產者”，這種譯法顯然更符合《共產黨宣言》的主旨。

從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裡，隨處可見一些開啟白話文修辭學風氣的精彩語句，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結的散作煙雲，神聖的墮入穢褻。”表現出了顯著的中國特色。

同時，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白話文運動方興未艾，漢語的書面表達正處在由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有些詞句的表達方式與現在的文字不盡相同。留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比如《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而陳望道譯作：“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

“怪物”一詞，似乎略有貶義，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卻是一個准確的翻譯。1932年版華崗譯《共產黨宣言》，第一句是這樣的：“有一個怪物正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幾乎與陳望道譯本一樣。在這之后，還有過“巨影”“魔怪”“怪影”等眾多的譯法。

用“幽靈”比喻共產主義，最早出現在1943年博古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博古把這句話翻譯為：“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躑躅著——共產主義底（的）幽靈。”又有些不夠通俗了。

當然，翻譯講究信達雅，譯作的文學水平見仁見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不但較為准確地表達了原著的含義，而且呼應了當時的文學改革運動，通篇以現代白話文譯出，文字簡明流暢，通俗易懂。

《共產黨宣言》全篇譯文不足兩萬字，但陳望道“花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用了大約一個月時間。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疊字斟句酌的譯稿裝入紙袋，抱於胸前，出得屋來。

正是谷雨時節，天地間春花燦爛，新生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