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功偉的三封訣別信：縱刀鋸斧鉞加諸項頸 此志不可移

何功偉（1915—1941），湖北省咸寧市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開辟鄂南抗日游擊根據地。歷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國服務團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工委農委委員、武昌區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委員、中共鄂南特委書記等職。1941年11月17日，在湖北恩施方家壩后山五道澗刑場慷慨就義，時年26歲。

何功偉出身於書香人家，父親是咸寧有名的紳士，辦過小學，當過中學校長、民眾教育館館長，還會行醫。1930年夏，何功偉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學。1933年7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級中學。他與同學組織了省高的讀書會、籃球隊，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練球、學習、討論時事政治，共同進步，他這一時期開始閱讀馬列著作，受到中國共產黨的一些影響，產生了對共產黨的向往，認定了中國共產黨代表著正義。他從所讀的書中，思索著時局，也思索著未來。在革命思想和優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棄了做“愛迪生第二”的志向，決心棄文從政，改學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爭。

1935年12月，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消息傳到武漢后，何功偉首先在省高積極響應，商議舉行聲援北平學生運動。1936年6月，兩廣軍閥以抗日為名，聯合反對蔣介石。何功偉召開省高學生大會，發表了反對內戰的演說，宣傳“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主張，發起並成立了“省高反內戰救國會”，籌劃串聯各校和各界，發動罷課、罷工、罷市。正在這時，何功偉的父親來武漢，斥責兒子不該領頭鬧學潮，規勸他不要出頭露面，好好讀書，明哲保身。他說:“抗戰有蔣委員長，關你們這些伢崽什麼事?”何功偉對父親說:“正因為蔣委員長不抗日，我們才起來抗日的，我們並不是不願意讀書，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們每一個熱血青年再也不能隻顧埋頭讀書了。”並表示，“家國不能並顧，忠孝不能兩全。”父親回去對親友們嘆息說:“此兒太痴，似欲將中華民國荷於其一人肩上者。”

走向革命道路后，何功偉輾轉上海、湖北任重要職務。1940年2月，他接任湘鄂西區黨委書記職務。6月，日寇進犯宜昌，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將湘鄂西特委撤出宜昌，8月，改組為鄂西特委，何功偉任書記。

皖南事變以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20日，何功偉在醫院探視戰友劉惠馨時，被叛徒出賣而被捕，他的身份完全暴露了。

敵人把何功偉關進了恩施的方家壩監獄。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他沒有屈服，他賦詩填詞，譜寫出《獄中歌聲》：

我熱血似潮水的奔騰，心志如鐵石的堅貞，我隻要一息尚存，誓為保衛真理抗爭。

他用歌聲鼓舞戰友，激勵自己，還用絕食來抗議，迫使敵人改善牢獄的條件。

一計失敗，敵人又施一計，他們派出所謂的地方士紳、“社會賢達”來到獄中，企圖利用巧舌如簧的說教，擊潰何功偉的心理防線。這些人先是夸贊他如何年輕有為，進而又說他只是誤入歧途，隻要肯幡然悔悟，必然是前途無量。他們封官許願，拉攏利誘，“隻要你脫離共產黨就可以當省府委員，全省青年領袖，還可以出國留學”。何功偉斬釘截鐵地說：“我根本就沒有誤入歧途，我不后悔自己的選擇，也決不會同你們這幫禍國殃民的民族敗類同流合污！”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親率他的“名士”“學者”來到方家壩，與何功偉進行辯論，妄想動搖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此人大談什麼共產主義是舶來品，不適合中國國情等。何功偉平靜地聽完他的話，堅定地說：“我們共產黨人願意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奮斗，我們要實現的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喚起民眾的三民主義。可惜今日，某些黨國要人自稱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實行的卻是破壞團結、破壞抗戰的害民主義。”何功偉把辯論當作宣傳黨的政策，揭露敵人罪行的機會。他大聲地說：“你們把這麼多青年關在這裡，他們有什麼罪？究竟是誰在殘害青年？覺醒的中國青年都看清楚了，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何功偉辯論的聲音鏗鏘有力，傳遍了整個牢房，震撼著每個難友。

何功偉的事驚動了國民黨高層。國民黨六戰區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陳誠指示特務，找來何父，妄圖利用骨肉親情軟化何功偉的意志。何功偉知道此事后，給父親寫下了第一封訣別信，希望能夠勸阻父親。但這封信沒有能夠寄出，而是被特務們截獲，最后轉交到陳誠的手裡。陳誠看后，大為感慨地說：“這麼難得的人才為什麼我們國民黨裡沒有?”並親筆批示，“至情至性，大節大義，此人偉大！”

何功偉在寫給父親的第一封家書中，表明自己被抓完全是黨派之爭，是國民黨制造的冤案，認為自己沒有錯，破壞抗戰大好局面的是國民黨當局！他堅定地說：

當局正促兒“轉變”，或無意必欲置之於死，然揆諸寧不屈之義，兒除慷慨就死外，絕無他途可循。行見汨羅江中，水聲悲咽﹔風波亭上，冤氣沖天。兒螻蟻之命，死何足惜！惟內戰若果擴大，抗戰必難堅持，四十余月之抗戰業績，寧能隳於一旦！百萬將士之熱血頭顱，忍作無謂犧牲！……微聞當局已電召大人來施，意在挾大人以屈兒。而奈兒獻身真理，早具決心，苟義之所在，縱刀鋸斧鉞加諸項頸，父母兄弟環泣於前，此心亦不可動，此志萬不可移……惟懇大人移所以愛兒者以愛天下無數萬人之兒女，以愛抗戰死難烈士之遺孤，以愛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之難童，庶兒之冤死，或正足以顯示大人之慈祥偉大。

何功偉深情地表述了自己七歲喪母，父親對自己恩深似海的親情，希望父親把關愛自己的感情放到關愛天下大眾之上。同時堅信抗戰一定會勝利，今日痛失兒子，他日一定會迎來光明。

這封未寄出的信有1100余字，字字帶血沾淚，字字鏗鏘，擲地有聲，那種“以天下人為念”、舍生取義的革命者的氣度風范，令人動容。可惜的是他的父親沒有收到這封信，老人家愛子心切，還是跋涉千裡，來到了恩施方家壩。

1941年4月9日，滿面悲容的老人出現在方家壩監獄門前，父子倆在監獄的谷倉中擁抱在一起。父親見到遍體鱗傷的兒子，悲痛欲絕。國民黨特務利用老人救兒心切的心理，對老人甜言蜜語說，隻要能勸何功偉回心轉意，登報申明脫離共產黨，就馬上放他出去，還可以出國留學。老人把這些告訴兒子時，何功偉對父親說：“爹，您不要相信他們的鬼話，我抗日救國無罪，為共產主義獻身，我死而無怨！您就隻當少生了我這個兒子吧！”老人先后探視勸說何功偉十多次，均沒有結果，兒子反勸說父親不要作毫無希望的“營救”，督促父親早日離開。何老先生千裡救兒當面講不通，離別前寫了一封“一字一淚”的信再次勸說他，何功偉見信后，又給父親寫了第二封信，表明決心赴死的勇氣：

兒元月二十日第獄，於今日恰足三月。自省愛國無罪俯仰無愧，故能飲苦酒以自甘，寧殺身而不悔。獄中誦《正氣歌》，詠《滿江紅》，曾不覺窗外韶光飛逝，鶯舞春木矣……今日跪接慈諭，訓誡諄諄，一字一淚，不忍卒讀。鳥能反哺、獺知根本、兒獨何心，能不斷腸？況大人愛兒遠勝諸弟妹。而兒之所以始終背棄大人養育之恩，斷絕妻子之愛，每顧而不悔者，實不願背棄絕大多數人之永久利益以換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誰無妻兒？兒安忍出賣大眾，犧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愛？兒決心犧牲個人，以利社會國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何功偉的父親何楚瑛老人讀罷兒子的信后，悲痛欲絕。最后一次去探監，在監獄的谷倉中陪了兒子一夜，父子倆難以入眠，徹夜長談。當老人清楚地知道要與兒子最后分別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勸說兒子：“你是我最喜歡的兒子，我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難道真的忍心舍棄老父、弟妹、妻兒？陳誠主席說了，不要你寫自首書，隻要你點一下頭，就可以跟我回去。功偉，你就點一下頭吧！”老人說完，竟跪到了兒子面前。何功偉見狀，心如刀絞。他深知忠孝怎能兩全？家國豈可並顧？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他甘願犧牲個人的一切。他把父親扶起來，斬釘截鐵地說：“爹啊！我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頭可斷，不可點！”老人懷著無比悲痛和惆悵的心情，踉踉蹌蹌地走了。

1941年11月17日，何功偉被押出了地牢。他穿著父親給他帶來的新鞋襪，從容不迫、正氣凜然地踏上刑場的道路。

這位還差4天才滿26歲的共產黨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中國青年的楷模，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共產主義的壯麗頌歌。

兩個月后，何功偉新婚僅僅一年的妻子，收到他從敵人監獄裡發出的第三封訣別信，這封信是由老人從獄中帶出，交給八路軍辦事處，又輾轉交給她的。何功偉直到犧牲也未親眼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第三封訣別信雖然隻有短短的百余字，但它卻是烈士向黨組織發出的最后報告。

雲妹：

在臨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見一面，不能吻一吻我們的小寶寶了！我一定堅守階級立場，保持無產階級的清白，忠實於黨。告訴我們所有的朋友們，加倍的（地）努力吧，把革命紅旗舉得更高。好好地教養我們的后代，繼續完成我們未完的事業！

何功偉烈士在獄中寫的三封訣別信，聲聲血淚，字字千鈞，顯示了一個普通人難以割舍的親情和愛情，更顯示了一個共產黨人超出個人私情的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愛，作出了一個鋼鐵男兒在大是大非中該如何抉擇的堅定回答。革命，總是要有人敢於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惜拋頭顱洒熱血去爭取勝利。

何功偉烈士的抉擇或許對他的家人，對中國革命隊伍來說是個莫大的損失，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卻是生命的一種超越。何功偉烈士雖然隻度過了短暫的26個春秋，但他用熱血譜寫的英雄史詩卻千秋傳頌，用生命鑄就的歷史豐碑卻永世長存。

何功偉犧牲的噩耗傳到重慶，周恩來在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一次會議上宣讀了何功偉的遺書和遺詩，並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延安各界在八路軍大禮堂舉行了何功偉、劉惠馨兩位同志追悼會﹔《解放日報》發表了《悼殉難者》的社論。抗戰勝利后，周恩來仍然挂念著何功偉烈士，詳細詢問了烈士家屬的情況，並托人向何功偉的父親致意，感謝他為黨和人民生了一個好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