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伪满洲国的成立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残酷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各省后，为了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并使它成为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基地，对东北进行了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其统治集团曾反复酝酿过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形式问题。日本军部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扶植汉奸集团，建立名义上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亲日新政权；二是建立傀儡政权，即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独立国家；三是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建立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9月22日上午8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人开会，决定实行第二种方案。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它还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而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为实现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就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省、县等各级伪政权。第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熙洽拱手将吉林奉送给关东军。接着，熙洽又主动充当日本走狗，与关东军共同策划在吉林成立傀儡政权。9月28日，熙洽就任伪吉林省长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成立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在辽宁省，关东军于9月24日成立以汉奸袁金铠为头目的“奉天地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维持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宣告了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11月20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二个省级伪政权。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早就是一个与日本勾勾搭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在坂垣的策动下，9月22日张景惠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1932年初，张景惠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这是日本在东北成立的第三个省级伪政权。
1931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急于建立傀儡政权，决定由张景惠为“黑龙江省”主席。但张畏惧黑省人民及马占山部队的抗日活动，迟迟未敢就任。直到1932年1月7日，张才在齐齐哈尔发表任职宣言。黑龙江省政权正式成立后，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成立了以村田悫磨为首的6人顾问、秘书班子，操纵“省政府”实权。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四个省级伪政权。至此，东北四省区全部成立了伪政权，它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关东军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去天津会见溥仪，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虽然半信半疑，但由于被复辟欲望所驱使，同意了土肥原的计划。11月8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队在天津制造事端，乘混乱之机将溥仪劫出天津，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秘密送到旅顺，静观待机。
从2月5日至25日，关东军三宅、坂垣等人与各省伪政权头目，连日举行会议。2月17日，关东军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为委员长，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关于伪满洲国国体问题，关东军提出实共和制，但溥仪等人极力要求建立帝制。2月22日，坂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进行会谈，重申要伪满洲国实行共和制，溥仪必须就任伪满洲国“执政”。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关东军提出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方案，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
2月29日，关东军又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至此，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
3月1日，关东军发表伪满洲国“建国宣言”。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溥仪在一批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
10日，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拟定的“政府”成员名单：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并任命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未到任），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为议员。
同日，溥仪和日本签订了一份密约将伪满洲国的国防、内政及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给关东军。其主要内容是：“（1）敝国即‘满洲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要经费，均由敝国负担。（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4）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之。”这一密约的签订，充分说明“满洲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自欺欺人地于同年9月15日表演了一出正式承认“满洲国”的丑剧。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兼日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以前，应确认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予以尊重。（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相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这样，就确定了“满洲国”是日本的军事占领殖民地、日本是“满洲国”的宗主国的地位。
1934年3月，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以出卖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自己的复辟欲望，由执政变成皇帝。伪满洲国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控制了这个十足的傀儡政权，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各个方面，实行了严格而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
日本侵略者用残酷的屠杀以及所谓的“治安肃正”、“集团部落”等恶毒手段，镇压了东北人民的反抗，强化其武装占领。日本当局和垄断财团通过“满铁”、“满业”等各种机构，贪得无厌地掠夺东北资源，侵占农民土地，压榨人民的血汗。同时，日本侵略者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妄图根除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东北人民备受凌辱和摧残。
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特务遍布于东北各城市乡村，建立起一套警察和特务的体系，实行了恐怖的黑暗统治，动辄以“抗日嫌疑”为罪名屠杀中国人民，在日本统治期间，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断发生，如1932年6月15日对辽宁省抚顺平顶山400多户共3000多人的大屠杀；1932年对今丹东附近南岗头全村270多人的屠杀；1935年对吉林省舒兰县长安、万寿、桂蒙、新安一带300多户5000多人的屠杀；等等。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还普遍实行保甲制，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小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十家为一牌，设牌长。保、甲、牌内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倘若发现有1户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或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时，则要株连牌内其他9家，可谓10家连坐，互相监视；1家犯法，9家同罪。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为了绞杀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和割断其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大搞“归大屯”的恐怖政策，即把住在山沟里的居民强迫搬到开阔无山地带，组织所谓“集体农村”（或谓集团部落），周围筑有五六尺高堡垒，墙上架有铁丝网，墙外挖有深沟，四周和各门口筑有哨所或炮台，“大屯”内驻有敌伪的地方武装，出入“大屯”都要凭满洲政权下发的“良民证”。这种政策首先在1932年从吉林省延边地区开始实行，1934年12月3日伪满政权发布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通令之后，1935年扩展到奉天、安东等省，到1936年，在黑龙江省广大地区已普遍推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日伪在东北各地共建立12500多个集团部落。
日寇还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和“人圈”，热河承德等10县共64万多户人家，被赶进“人圈”的就有21万多户。平泉、承德等6县的“无人区”达346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0%。与此同时，为了从思想上、肉体上推行其灭亡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者还诱骗东北人民广种鸦片。从此，许多良田变成毒地，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的记载，仅所谓法律许可种鸦片的亩数是：1933年94.1万公顷，1934年是106.6万公顷，1935年是69万公顷，1936年是88万公顷，1937年是103万公顷。据1937年敌伪调查的材料，东北已登记吸鸦片有瘾者5901913人，尚未登记及嗜好鸦片者则更多。伪满政府从收买和销售鸦片中获得厚利，如1933年销售770万两值550万元，1934年销售380万两值1440万元，1935年销售770万两值2820万元，1936年销售1010万两值3860万元，1937年销售1230万两值4780万元。日本侵略者的毒化政策使东北各地毒物充斥，娼妓遍市，赌博漫开，极大地毒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依照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并进行疯狂的掠夺。1935年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换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后由“满铁”管理。从此以后，“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铁路交通的经营权。
“满铁”除了垄断东北铁路经营权之外，“九一八”前还夺取了抚顺煤矿、鞍山铁矿的开采权。“九一八”后，又占领了复洲煤矿、八道壕煤矿和西安煤矿（即辽源煤矿），设立了昭和制钢所。“满铁”垄断资本以办“参入公司”的形式，渗透到东北的工业、矿业、交通、电气、瓦斯、土木、信托、金融、保险等各经济领域。到1934年，这种公司已有57个之多。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除了“满铁”外，主要是由“满洲炭矿公司”进行的。“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由伪满洲国和“满铁”折半投资。成立时资本为1600万元，到1940年，资本为3亿元，6年中资本增加了19倍，完全垄断了东北煤炭生产。“满炭”不只垄断了东北的煤矿，还控制了东北的石油、轻金属、铁、油页岩、铝矿等。
日本制造了伪满洲国后，于1932年7月设立了一个伪中央银行，而且还设立了总、分、支行共128个。撤销了原来中国东北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四行号”，从而垄断了货币发行，集中了信贷管理。
日本通过对东北金融、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垄断，实现了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从而更加贪婪地、无止境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剥削东北人民。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东北的农村。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实行所谓新国家主义的土地制度，首先以处理官地、公地为名，占领了清室残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吉林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之田、奉天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国有荒地”、“国有林”等。
日本大量地夺占土地是以“收买”为名义实现的。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以“东亚劝业公司”为工具，在依兰“收买”了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当时依兰的地价：每垧熟地，上等为121.4元，中等为82.8元，下等为58.4元。每垧荒地：上等为60.7元，中等为41.4元。但日本占领者宣布，不论荒地、熟地每垧一律1元。这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夺取！
日本侵略者夺占耕地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向东北移民作准备。1932年至1936年，日本共进行5次武装移民，人数达7296人。1936年，日本侵略者又制定了100万户的移民计划。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据日本外务省调查，向东北移民约270428人。到1944年末，日本移民占地达152.1万公顷，约占当时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
同时，日本侵略者运用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完全垄断了东北全境的商品市场。从1932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了东北境内各商埠海关。为了在东北倾销日货和掠夺工业原料，伪满政府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先后在1933年7月、1934年11月和1935年11月，修改了进出口货物的协定税率，许多日货还给予免税，从而使日货充斥东北市场。自1932年至1937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增加了3倍以上，东北输向日本的原料，尤其是军需工业原料，1937年比1932年增加了36.4%。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也进行大肆掠夺活动，如强迫农民缴纳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使东北成为日本的“东亚之仓”。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其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日伪小学取消中国历史、地理课，要学生学习所谓“大日本”地理，把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都划入日本的“版图”。日伪当局还开办大批日语专修学校、专修班，强迫学习日语，向青少年和成年人灌输“东亚新秩序”、“日满协和”和“王道政治”等思想，以麻醉中国青少年，摧残中华民族意识。此外，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下，还成立了所谓“青年爱国者协会”，其任务旨在对群众进行“王道国家之国民精神”的宣传，“教育他们尊重日本，效忠日本”。这个协会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它在东北各地拥有2917个分会，其中有73名关东军军官在其总部工作。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罪恶目的，是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以巩固其在东北的残暴法西斯统治。
（三）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暴统治，激起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9月27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知名人士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负责。救国会多次揭露日本鲸吞中国东北的阴谋；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回东北各地协助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创办《东北通讯》、《复巢月刊》和《救国旬刊》等救亡刊物来唤醒民众的抗日觉悟。11月5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的请愿团到北平车站卧轨，向旅客做抗日宣传，终于将南下列车变成了请愿专列。10日，请愿团抵达南京，冒着倾盆大雨，饥肠辘辘，要求躲避不见的蒋介石出来接见。
一些地区的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宗教行会活动，组织了“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救世军”等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东北工人还使用各种手段打击日本侵略者。沈阳工人不畏强暴，坚持罢工。兵工厂的工人不愿替敌人生产屠杀同胞的武器，3万多人离厂。吉海铁路工人炸桥梁、扒军车，撬铁轨，使日军的运输线一时陷于瘫痪。中东铁路中国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方法来阻碍日军的行动。大连码头、机车铁道工人组成“大连放火团”，专门放火焚烧日军军用物资。他们使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火药，曾创造了一个月内烧毁大连码头四个主要仓库的最好战绩。
与此同时，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士，纷纷高举义旗，拿起土炮、洋枪、大刀、长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武装斗争浪潮。在白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种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起初，进行武装抗日的力量主要是东北军，在东北军的抗日活动失败以后，则主要是由原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义勇军，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九一八”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义勇军如燎原野火，发展迅猛，但无统一指挥，各不相属，各自为战，名称不一。有“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山林反日游击队”等。这些抗日武装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的军警官兵约占25%；曾当过绿林土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绅士、地主约占5%，他们是这个时期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
由于日本的侵略魔爪首先伸向辽宁，因此辽宁人民率先组织抗日武装，在辽西、辽南地区，义勇军反日斗争如火如荼。主要有黄显声领导的辽西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包善一、韩色旺领导的辽北义勇军（又称辽北蒙边骑兵），李纯华领导的辽南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唐聚伍领导的辽东义勇军（又称辽宁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和苗可秀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吉林省的义勇军战斗力强，主要有李杜、冯占海等率领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率领的吉林国民救国会（又称中国国民救国军），冯占海和李文光率领的吉林省抗日义勇军，黑龙江省的义勇军有苏炳文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李海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朴炳珊和邓文领导的黑龙江抗日军（又称黑龙江省民军）。
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是义勇军中的佼佼者。1931年12月袭击凤城的战斗，是辽东三角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当时凤城约有日军200人，伪军200余人。邓铁梅在摸清敌人兵力布置后，先派一批智勇双全的队员潜入城内作内应。12月16日夜，义勇军以白皑皑的大雪作掩护发动进攻，一举打死日伪军警5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砸开监狱释放了50名爱国人士。凤城站日本站长事后心有余悸地说：“从那以后，大约一周左右根本不能入睡。”
日军占领锦州后，1932年1月6日，被关东军吹嘘为“不可战胜”的“名将”古贺传太郎中佐率领日军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占据锦西县江家屯。9日上午，古贺率领50多名骑兵和28名步兵“扫荡”义勇军。古贺临出发前趾高气扬地说：“我所到之处横行无阻，一个小小的县城有什么可怕的，有几百名老百姓算不了什么。如果在中国老百姓面前示弱，岂不是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面！”b10点钟，古贺所部在上起子、龙王庙附近遭到刘纯启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袭击，死伤大半。古贺率残部后撤至通往县城的西园子，又被500余名义勇军痛击。古贺骑在马上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穿到右肋，另一颗子弹打穿其右侧的腹部，当即死亡。战斗到最后，共歼灭日军50余人，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击败，日本侵略者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变”。锦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民族”。
从1932年3月到11月间，东北义勇军有了很大发展，较大的队伍增加到10多支，形成了30多万人的浩荡大军。东北义勇军以粗劣的武器和后援不足的30万之众，抗击着拥有飞机等精良装备、能进行立体联合作战的20多万日伪军，并歼灭了大量敌人。
1932年，义勇军经过血战，从侵略军手中夺回县城40多座，曾一度在部分地区消灭或驱逐了日军的侵略势力。在辽东南的丹东、岫岩、凤城之间方圆百余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及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东边道的通化、桓仁、临江、辑安、柳河、金川、辉南、宽甸、新宾、清源等重要县城，都曾成为义勇军的根据地或控制的地区。
在敌占区，义勇军经常袭击敌人的兵营，攻打城镇、拆铁道、炸桥梁、颠覆兵车，割电线杆、切断电讯联系，使敌人月无宁日，忧心忡忡。据沈阳日本军部统计，1932年3月，义勇军袭击南满地区达115次，安东（今丹东）128次，辽阳48次。在一年之中，义勇军袭击沈阳11次，袭击长春6次，加上袭击辽、吉两省其他重要城市，共30次以上。同时烧毁了沈阳、哈尔滨等地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日本发电所。
1932年3月9日，“满洲国”举行溥仪就任执政典礼时，伪国都长春之交通部、实业部均被义勇军炸毁。当晚，在沈阳的日伪群丑正弹冠相庆之际，义军500人攻破大北边门，直入北关，击毙击伤日宪兵、伪警察数十人。
同年8月下旬，辽南义勇军对日伪在南满的统治中心沈阳发起了进攻，占领东塔机场并点燃机场油库，焚毁敌机27架。
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义军四起，战旗林立，势如风起潮涌。到1932年2月，东北各地的义勇军16万多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调查，从1931年11月1日至12月20日，义勇军仅袭击铁道附近的日军就达1529次。据日、伪官方报告所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止，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人；日军运回国内的死尸，每月平均达到50具。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1932年4月回东京的途中哀叹：“关于东北暴徒之根本讨伐，实为极难之事，因其集团作乱，不易治平，且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线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62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
对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引导。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建立自己领导的游击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同时，周恩来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党应领导和组织民众救国义勇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文中强调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的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研究了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出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工作。11月底，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被捕。省委除派童长荣（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去群众反日斗争基础较好的东满地区，组织与领导抗日斗争外，创建游击队的工作暂时陷于停顿。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如派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杨林到南满工作，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工作，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工作，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工作。至1933年初，在他们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巴彦游击队、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随后又建立了饶河、珠河等游击队。此外，还掌握了抗日救国游击军等数支武装。这些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打退了日伪军对南满、东满等游击区的多次进攻，攻占了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团山子、八棵树、马家大屯、二道河子、杨木林子等上百次战斗，消灭日伪军1000多人。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执行了与苏维埃区域相同的过左政策，使得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了一定影响。1931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这封信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左”的影响，但它根据日本独占东北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指导东北中共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作用。5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1月26日指示精神，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九一八事变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各级党组织主动去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1933年底，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于1933年9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1934年11月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活动于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集安、濛江、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2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安图、珲春等县。赵尚志、李兆麟（张寿籛）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活动在珠河、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活动在宁安、密山、勃利、穆陵等县。以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为基础于1935年2月组成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活动在绥芬河市及宁安、穆陵、勃利、额穆、敦化等县。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于1935年春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活动在汤原、萝北等县。到1935年底，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发展为6个军，共6000余人。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讨伐”军，袭击铁路交通线，使日伪军疲于奔命。据伪满铁路总局统计，1934年1月至10月，奉天、长春、哈尔滨、洮南4个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543次，全东北铁路平均每月遭袭击约100次。抗日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锻炼，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其中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杰出代表。在1935年11月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她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东北义勇军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为湔雪国耻而创造的业绩和爱国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不容抹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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