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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和宋庆龄等人全力营救
敌人本来是搜捕林素琴的，没想到意外捕到了邓中夏。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邓中夏也一口咬定他叫施义，在湖南当教员，是来上海访友的。早一分钟营救就多一份希望，邓中夏想了很多办法脱身，包括让一位姓朱的同志带话给尚在狱中的妻子李惠馨，让她想办法找关系，因为在敌人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证明担保，是有希望出狱的，李惠馨也在托难友们想办法。邓中夏还设法找到互济会的律师史良，请她营救。他托人带了封信给史良，信中说：“我因冤枉被捕，请史良律师速来巡捕房和我见面。”具名施义。史良接信后，立即去嵩山路巡捕房，并用三个大洋支走了巡捕，邓中夏对她说：“我担任重要工作，请设法营救。”邓中夏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但以十分信任的态度相托，使史良十分感动。她当即问邓中夏，可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里？邓中夏回答说没有，只是走错了房屋，才被错捕的。史良听后说：“这个案子我接了，你在法庭传讯时务必什么都不要承认。”邓中夏点了点头。
邓中夏被捕后，互济会也立即展开了多方面的营救活动，除了请唐豪等名律师为他辩护外，还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宋庆龄不负重托，约史良到自己家里，和她商量如何营救邓中夏，特别是不能让国民政府将他引渡到南京去。史良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年轻，于是请了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一起承办此案。他们分析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党把人弄走。
5月16日，设在法租界的高三分院开庭审讯。史良和董康都出了庭。在开庭时，上海市公安局派人来要求把施义“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由该局处理。史良表示坚决反对，当天未作裁定。5月23日，高三分院第二次开庭。史良和唐豪出庭，史良事先还做了捕房律师顾守熙的工作，让他也反对引渡。开庭时，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正式公文，要求把施义和林素琴都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史良和唐豪再次发言表示反对，并驳斥了公安局的无理要求，顾守熙也表示反对引渡施义。结果，法庭作出对施义“不准移提”的裁定。但同时又作出将林素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的裁定，没想到这个裁定给“施义案”留下了严重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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