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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诚如胡适所述，北京同人此时聘陈独秀在上海专任《新青年》编辑，并每月从编辑部用度中划拨编辑费100 元作为陈氏的收入。1920年12 月，陈独秀赴广州前，特为致函北京同人，言及“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由此可见，直至1920 年底，陈独秀本人在上海仍主要依靠北京同人提供的这份收入支用。
1920 年5 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通过这番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随后，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和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一起座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与会者认为可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而维经斯基的到来，给予了建党大业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帮助和经济支持，使之成为现实。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包括“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 人组成（4 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可以印刷小册子。
在陈独秀的领导与策划下，1920 年6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共产国际的往来信函亦强调了在苏俄资助下的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作用。在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为了在中、朝、日等东亚国家直接进行实际活动，于1920年5 月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该处所设“中国科”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上海发起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宣传工作。首先便是通过《星期评论》杂志社，由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年8 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
上海发起组充分意识到了大众传媒在现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于1920 年8 月，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嗣后，《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另成立新青年社，从8 卷1号开始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中共建党经费扑朔迷离的历史脉络
关于共产国际经济资助问题，其历史脉络扑朔迷离，极其复杂，有待商榷。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的研究，“《新青年》杂志从1920 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然而，资助的规模及持续时间等依然迷雾重重。文献显示，直至1920 年底，苏俄对华工作仍严重缺乏经费。1920 年9 月30 日，东方民族处曾允诺“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带上珠宝去卖”。并在10 月23 日再次致电维经斯基称“钱已经寄出”。在随后的信函中亦询问维经斯基“是否已经收到我们责成优林带去的两千美元？”然而直到该年12 月21 日报告仍称“缺少经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为了弄到钱，民族处不得不到黑市上购买罗曼诺夫货币和苏维埃货币。但最近没有任何俄国货币上市，民族处失去了这唯一的经费来源。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拿到东方去出售，并答应给10 万美元。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到1921 年1 月21 日，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信函中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 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普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可见，由于苏俄方面对华工作严重缺乏经费，承诺的经费（包括售卖钻石所得款项和10 万美元）皆未能兑现。以至不得不举借贷款来维持出版工作。而且依据近年来在日本新发现的警视厅施存统口供，指称上海发起组“（社会主义大学校）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大概是维经斯基——引者注）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原文如此——引者注）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包惠僧亦回忆，武汉党组织成立时（1920 年阴历九月中旬），“刘伯垂由上海带回临时中央给的一、二百元，建立机关的一切费用都是从这笔钱中开支的。除此外，武汉支部建立后，上海临时中央还每月寄二百元做为活动经费，共寄了两、三个月，这钱是共产国际给的，后来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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