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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以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中心。历史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所以，反映历史，必须以人为中心，反映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以往一些党史著作之所以不被人看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只见组织不见人。作者坚持以人为中心，“挖掘一些或著名或普通的历史人物在党代会上的表现”，着力展示这些人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这部著作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人物。如毛泽东，从一大前突然赴沪和一大上担任记录，三大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五大提出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未被采纳，七大脱稿作充满激情的口头报告、说服代表选举王明等人和谦虚回应代表们高呼“万岁”口号，九大力挺朱德、陈毅当代表却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直到十大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目送代表们全部退场。如邓小平，八大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十大评价所谓“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十三大后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十四大前发表南方谈话。再如，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军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说：“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胡锦涛在十七大逐一介绍其他八位常委时说：“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还有一大13位代表在一大的活动及其此后的迥异人生，杨之华在五大上主动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等等。书中的人活了，书中的历史也就活了。
第四，运用审美手法表现对象的审美内涵。为了表现中共历史的审美内涵，作者除坚持具体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统一原则，以学术性为基础、以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中心之外，还在选题上坚持审美标准——“能引起阅读者的好奇心”，在叙述时运用审美手法—— “尽量避免生硬死板的教科书式的口吻，尝试用故事式写作手法，重拾鲜活生动的真实细节”。在作者运用的这些手法中，最突出的是悬念设置。所谓悬念，即接受对象对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遭遇及未知情节的发展变化所持的一种急切期待的心情。悬念设置，指作者为了激活接受对象的紧张与期待心情，在艺术处理上采取的一种积极手段。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一部悬念之作。在99个细节标题中，相当一部分是疑问句，如：“为何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六大为何远赴国外召开，会址究竟在莫斯科哪里”，“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负责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吗”，“长期滞留莫斯科不肯回国的王明怎么会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十大前毛泽东为何选中年轻的王洪文”等等。疑问就是悬念。还有一些陈述句，如：“一大中央局选举，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带头向陈独秀‘开炮’”，“周恩来夫妇赴莫斯科参会途中的惊险遭遇”，“相隔17年之久的党代会一开就是50天”，“十六大‘大家庭’里增添两个‘新面孔’”等。这些陈述也蕴涵悬念。作者在设置悬念之后，再用讲故事的方法，以鲜活生动的真实细节，为读者释疑解惑，读者便在紧张的心理期待被逐步满足的过程中领略书中的内蕴，得到一种审美的享受。
用历史统领细节，用细节反映历史，便能以小见大；将严肃的学术著作大众化，将通俗的普及读物学术化，便能雅俗共赏。李颖在这本书中做到了。这需要功力，更需要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本文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原副巡视员武汉43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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