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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银元慷慨捐赠为建党经费
1919年6月，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题为《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遭逮捕。出狱后，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由李大钊护送出京。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悄然来到了上海。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积极分子前去欢迎。在欢迎大会上，陈独秀应邀发表了演讲。这位青年导师又一次向青年吹响了“向民主和科学进军”的号角。台下七八十名青年学生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参加欢迎活动的金家凤对这位《新青年》的主编一直极为仰慕，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陈独秀。不久，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罗素的中国之行从上海开始。在组织欢迎罗素来华演讲会期间，金家凤又一次见到了陈独秀。经过交谈，陈独秀对金家凤也非常赏识。从此，金家凤与陈独秀朝夕相处，并师从陈独秀，帮助编辑《新青年》杂志，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并参与建党建团工作。
早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南下上海途中，他们就曾共商建党大计。影响中国的伟大事变正在悄然酝酿。
1920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谈了在上海建党的工作。为了沟通中俄两国间的关系，他们决定建立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通讯社由维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下了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作为社址。这里距离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2号不远，新渔阳里比老渔阳里造得迟，整个里弄房子都很新。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典型石库门房子。金家凤与俞秀松等人住进了新渔阳里6号。楼上朝东的亭子间是俞秀松等人的卧室，金家凤与杨明斋则同住在朝西的亭子间。新渔阳里6号与老渔阳里2号成为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者重要的活动场所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地点。
五四时期是思想飞扬的时代，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民众，特别是唤醒了当时一大批激进的要求改革的青年。许多先进青年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行动。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进步青年怀着爱国热情，脱离家庭，离开学校来到上海，还有各地不少被当局通缉的学生和追求进步光明的进步青年，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于是，新渔阳里6号成为了容纳青年的住所。高大俊雅的金家凤为人热情，待人诚恳随和，他协助俞秀松安置外地学生，热忱地接待来自各地的青年朋友。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金家凤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积极参与研究会翻译、写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活动，先后以冠三、品三、凤三等笔名，在《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一时期，为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加上人生地疏，经费十分拮据。金家凤知道后，马上给家中写信，以“赴法留学”之名，向家中筹措留学经费。母亲宋乔收信后，信以为真，想方设法筹到了6000银元，分批送到上海交给金家凤。
这6000银元是家人给金家凤和他的未婚妻留学法国10年的费用。据当时清华学校的外籍教师狄登麦的调查，1912年至1919年，物价相对比较稳定，100银元可以是北京市郊一个五口之家一年最低的生活费。20世纪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就可维持小康水平。由此看来，6000银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金家凤拿到这笔巨款后，毫不犹豫地将它全部交给了陈独秀，作为建党建团的活动经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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