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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西安兵谏:“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

■ 杨闻宇
2012年12月10日08:3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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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蒋

事变、政变、兵谏,其性质大抵是相近的,因为是历史纠葛的总爆发,是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斗,不可避免要流血,要死人伤人的。通常情况下,抓住了对手之后又决定放掉,几近于天方夜谭。西安兵谏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这在古今中外的兵变中是一个特例。

西安兵谏能否和平解决(即是否要放蒋),要由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来共同决定。从三位一体方面忖度,放蒋的第一棵幼芽是从张学良心底里冒出来的。对蒋既然下硬手抓之,就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走,从抓到放,在张学良心里有一条萌生与发展的脉络。

12月12日之前,张学良认为,兵谏一旦发动,最起码在国际上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可以得到红军的信任和帮助。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兵谏一发动,蒋介石被抓住,苏联在广播上说张学良的行动是受日本人的指使,从12日开始责骂。这种责骂使得张学良非常难堪,他询问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代表刘鼎:这是怎么回事?刘鼎开始时说“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可到了16日,苏联依然在骂,而且责骂步步升级,张学良极度愤懑。他在五年前背上了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黑锅,这时候,苏联又骂他受到日本人的指使,这使得张学良感到自己背上了比“九一八”更为沉重、也更为龌龊的一口黑锅。因为当时的中共基本上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事态急转直下,一下落到这步田地,导致张学良甚至对陕北的中共也起了疑心,打起了问号。

14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乘飞机进入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开始接触,而且向蒋传递了宋美龄开导性、安慰性的信件。15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说是张、杨二位将军愿就蒋的问题与南京方面进行磋商。

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是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的首要关节。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极顽固的。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在日记里记述,蒋对张学良说道:“使共党方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可在12月12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突然变成阶下囚,一下被置于生死的门槛上,如不改变国策,就没有生还南京的希望。

端纳与宋氏兄妹冒着生命危险相继来到西安,对蒋介石婉言规劝,进行开导,而且带来了此时南京城中“戏中有戏”的消息——亲日派准备拥戴汪精卫上台取代蒋介石,这一消息无异于亲日派准备从背后抛向蒋政权的一颗原子弹。一旦汪精卫登台,蒋介石莫说失掉了皇冠,返南京不得,即使被羁留于西安,与一块破抹布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为了生存,更为了地位与权力,顽固的蒋介石只好在宋氏兄妹及端纳的轮番规劝下,开始考虑如何应允张学良所提出的各项条件。

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中共的态度也至关紧要。起初,中共提出的一直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方针。毛泽东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决的电报,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窑洞里踱来踱去。17日,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18日上午,周恩来会晤各方面之后,又发来一电,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蒋的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倒蒋,促使汪精卫当政。汪精卫一旦当政,亲日派当家,整个兵谏的抗日愿望会即刻化为泡影。

斯大林不容回旋的电报,张闻天在保安与周恩来从西安的内外劝说,宋氏兄妹的主动和谈,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汪精卫的准备回国当政,这一切终于促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这体现了大政治家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说服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他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的意味。

杨虎城也同意这场兵谏和平解决,但他坚持要蒋介石对所答应的条件签字画押,事后好有个依据。不过在张学良的固执坚持之下,在周恩来的开导劝说之下,他终于同意释放蒋介石。第一个提出抓蒋的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思前虑后,觉得抓而又放,等于是放虎归山,心底总有些疙瘩。

(责编:孙琳、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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