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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蒋
事变、政变、兵谏，其性质大抵是相近的，因为是历史纠葛的总爆发，是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斗，不可避免要流血，要死人伤人的。通常情况下，抓住了对手之后又决定放掉，几近于天方夜谭。西安兵谏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这在古今中外的兵变中是一个特例。
西安兵谏能否和平解决（即是否要放蒋），要由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来共同决定。从三位一体方面忖度，放蒋的第一棵幼芽是从张学良心底里冒出来的。对蒋既然下硬手抓之，就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走，从抓到放，在张学良心里有一条萌生与发展的脉络。
12月12日之前，张学良认为，兵谏一旦发动，最起码在国际上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可以得到红军的信任和帮助。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兵谏一发动，蒋介石被抓住，苏联在广播上说张学良的行动是受日本人的指使，从12日开始责骂。这种责骂使得张学良非常难堪，他询问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代表刘鼎：这是怎么回事？刘鼎开始时说“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可到了16日，苏联依然在骂，而且责骂步步升级，张学良极度愤懑。他在五年前背上了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黑锅，这时候，苏联又骂他受到日本人的指使，这使得张学良感到自己背上了比“九一八”更为沉重、也更为龌龊的一口黑锅。因为当时的中共基本上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事态急转直下，一下落到这步田地，导致张学良甚至对陕北的中共也起了疑心，打起了问号。
14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乘飞机进入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开始接触，而且向蒋传递了宋美龄开导性、安慰性的信件。15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说是张、杨二位将军愿就蒋的问题与南京方面进行磋商。
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是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的首要关节。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极顽固的。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在日记里记述，蒋对张学良说道：“使共党方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可在12月12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突然变成阶下囚，一下被置于生死的门槛上，如不改变国策，就没有生还南京的希望。
端纳与宋氏兄妹冒着生命危险相继来到西安，对蒋介石婉言规劝，进行开导，而且带来了此时南京城中“戏中有戏”的消息——亲日派准备拥戴汪精卫上台取代蒋介石，这一消息无异于亲日派准备从背后抛向蒋政权的一颗原子弹。一旦汪精卫登台，蒋介石莫说失掉了皇冠，返南京不得，即使被羁留于西安，与一块破抹布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为了生存，更为了地位与权力，顽固的蒋介石只好在宋氏兄妹及端纳的轮番规劝下，开始考虑如何应允张学良所提出的各项条件。
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中共的态度也至关紧要。起初，中共提出的一直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方针。毛泽东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决的电报，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窑洞里踱来踱去。17日，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18日上午，周恩来会晤各方面之后，又发来一电，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蒋的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倒蒋，促使汪精卫当政。汪精卫一旦当政，亲日派当家，整个兵谏的抗日愿望会即刻化为泡影。
斯大林不容回旋的电报，张闻天在保安与周恩来从西安的内外劝说，宋氏兄妹的主动和谈，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汪精卫的准备回国当政，这一切终于促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这体现了大政治家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说服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他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的意味。
杨虎城也同意这场兵谏和平解决，但他坚持要蒋介石对所答应的条件签字画押，事后好有个依据。不过在张学良的固执坚持之下，在周恩来的开导劝说之下，他终于同意释放蒋介石。第一个提出抓蒋的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思前虑后，觉得抓而又放，等于是放虎归山，心底总有些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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