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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是农历辛未“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连续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综合其要旨，就是在“羊年”提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对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改革开放、发展自己的良机，等等。这些话语，在当时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无疑是在沉闷的天空划出了一道道闪电！
但是，全国的稍有分量的报刊，除了《半月谈》对“皇甫平”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之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反响。
邓小平更坐不住了。他决定再次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邓小平要来了。深圳人终于盼到了。这不但是一百多万的深圳人、而且是海内外的千千万万人都充满期待的特大事情。他已经88岁高龄，可以说，这是20世纪这位伟人的生涯中最令人难忘最重要的一次出行。
深圳市委于1991年下半年就接到从北京传来邓小平将会在明年春天到深圳“休息”的通知。按惯例，这样重要的通知，开始只传达到市一级和有关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并且强调要“绝对保密”。但是，“邓小平又要来了”的消息，还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里面不胫而走。每个人都兴高采烈。那时，深圳的干部之间见面都会高兴地互相道喜：“老人家又要来了。”
深圳市委立即研究和部署做好接待邓小平的准备工作，要求在内部当作一件特大的事情来抓，包括装修深圳迎宾馆的桂园别墅，准备好向老人家汇报的材料，布置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等等。每一项都由专人分工负责，限时、保质完成。1992年元旦刚过，又成立了由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厅、公安局、宣传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门接待工作组。我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被召集参加接待组工作。
日子越来越迫近，接待准备工作也越来越紧张。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经常亲自过问、检查整个准备工作进展情况。接待工作组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包括向上级了解邓小平在深圳的行程，建议安排参观哪些单位，用什么方式通知他们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等。
我具体分工负责邓小平到深圳视察期间的宣传和新闻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对所有跟随采访的记者统筹安排和管理，重点是对深圳本地记者的稿件审读、把关。
1992年元旦过后，深圳市委就接到中办的正式电报通知：“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接待、安全工作。”同时，还明确各个新闻单位不派记者跟随采访，不公开报道。
不过，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的领导深知邓小平到来的重要意义。在派记者的问题上，省市领导更是尽力争取。陪同邓小平视察的中办负责人最终同意省、市的党报、电视台派出可靠记者跟随，但是名额严格限制。这样，哪怕不能公开报道，至少可以通过记者采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1992年1月17日，我通知《深圳特区报》的社长区汇文和深圳电视台台长卢晓昭：有重要的接待和报道任务，立即推选一组合适、可靠的记者名单。为了保密，电话里并没有说明是邓小平要来深圳。
深圳还有一家大报《深圳商报》，听到消息之后，强烈要求也给他们记者名额。我当然是支持的，人多力量大，将来宣传报道起来，影响也更大。但是反复地向上级请示和要求，最后的答复是：“给《深圳特区报》和深圳电视台派记者，已经是特例了。绝对不可能再给深圳增加记者名额。”
凭我多年在宣传舆论战线工作的感觉和经验：老人家以88岁高龄又是第二次到深圳特区，而且是在这个时候，意义绝非一般。一定要做好新闻报道的准备，尤其是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一定要派出得力的采访骨干。考虑再三，我又给报社的区社长打电话，指定要副总编陈锡添和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参加这次采访。
当天下午下班前，陈锡添和江式高就来到市委大楼五楼我的办公室。我当面向他们传达和布置任务，并且透露是邓小平第二次要来深圳视察，要求他们19日上班之前到深圳迎宾馆报到。陈锡添和江式高一听，能有机会参与这样重大的报道任务，皆喜形于色。
我们都像是要迎接重大的喜庆节日，内心无比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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