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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怎么办才最重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很可能是录音机中间出了毛病，这种问题怎么能找领导，赶快自己想办法。我一边在心里想，一边离开，突然想到谢非书记的秘书陈建华。好多年前，谢非任省委副书记来深圳检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市委让我带路和陪同，就开始同陈秘书熟悉。他工作认真、仔细，可能会有录音。
当我正在餐厅里观望、寻找时，陈建华已经在另外一张餐桌旁站起来，笑着看我。他已经听到我向李灏汇报的谈话，主动走过来，拉着我到餐厅外头，笑着说：“怎么样？要我帮忙吧？”
陈建华比我年纪小很多，但我们像老朋友。我说：“小陈，赶快拿出来吧。什么条件，尽管说。”事实上，陈建华录了邓小平在国贸大厦重要谈话的后半部分（估计是开始的时候，中央警卫局的人不让其他工作人员靠近邓小平坐的位置），我们录了前半部分，正好互相弥补。
当天下午，邓小平没有出行，我们也就没有跟随和记录任务。我马上同深圳广播电台台长马导明通电话，他立即调一位政治可靠的技术员游敏带着录音设备到迎宾馆。我又从市委宣传部调一位四川籍干部凌泳到迎宾馆。她们俩同住一个房间，游敏在技术上把关，尽可能把邓小平的讲话录音播放得最清楚，将其合成完好的录音带（当时尚未有CD碟）。凌泳这位地道的四川姑娘当然完全熟悉邓小平的四川话口音，边听录音边做详细记录。游、凌两个人密切配合，把邓小平在国贸大厦发表的重要讲话的录音一字不漏地变成文字稿（我要求是：打个咳嗽或稍有停顿，都要用逗点标出）。然后，我再根据原原本本的记录稿，在文字上进行整理。
这次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的谈话，最重要、最集中的是在国贸大厦的谈话。陈建华对我完成记录整理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为了对他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一套小平同志在国贸大厦谈话的完整录音带、一个高质量的录音机和几盒录音带。这也算是在跟随邓小平视察深圳做记录工作中的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以后几天，在跟随邓小平视察过程中，我都特别小心地做好准备工作。每天早上出发时，我都把经过检查并保持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书记，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先交由凌泳、游敏她们翻成文字。然后，我和陈锡添再结合自己的笔记，整理成邓小平每天视察活动和讲话的文字初稿，再送给邓办王主任审核。由于要保证做到详细、准确、完整，又要赶时间，那些天我和陈锡添经常加班加点，每个晚上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
必须提到的是，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在接到任务之后，虽然当时上级通知是不能公开报道的，但他仍然天天背着二十几斤重的摄影器材，十分认真地进行另一种记录工作，为历史留下了“邓小平在深圳”的许多珍贵照片。还有深圳电视台的记者桂颂平他们带着笨重的电视摄像机，在采访中遇到更多难题，但是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地用电视镜头详细记录邓小平在深圳的珍贵画面。江式高、桂颂平他们不但为日后宣传报道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重要的历史档案记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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