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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有一定思想准备，但还是不觉在心里一震：讲真话、实话的风险终于来了。不过，我想了想，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安慰黄新华：“怕什么？中午香港电视的新闻播出之后，下午香港股票升破4500点，很多人会请你这个新闻发言人吃饭呢。看起来，社会反映很正面。如果有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
黄新华是宝安人，深圳市成立之后就从茂名调回家乡的深圳市广播站工作，并且成为深圳唯一的一名记者——当时的深圳本土除了广播站之外，没有其他的新闻单位，而广播站就他一个正式记者。黄新华后来调到市委宣传部的外宣处（对外也叫市政府新闻处），从科长、副处长到处长。而我1981年调深圳市委宣传部后，分工联系、指导广播站工作。我当副部长之后，这几年，外宣处的工作又是由我分工负责。我和黄新华之间，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他看我态度很坚定，说得似乎很轻松，紧张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说：“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然后就告辞回家。
不过，黄新华走的时候，还是友好而又深情地望一望我，说：“部长，我觉得事情还是不会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大家还是小心为好。”
黄新华走后，我的心里真的像是有十五个吊桶打水那样七上八下，很不安宁。因为我明白：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大到可能会真的受到“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严厉处分，甚至被判刑。
我站在窗前，遥望外边的星空，听着北风吹拂树木的涛声，思绪万千。想了好久，我终于下决心来到“松园”厉有为的住处。他是分管舆论宣传的深圳市委副书记，又是邓小平视察期间入住迎宾馆的市委主要领导。
我一敲开厉有为的房门，就主动向他“坦白交代”：黄新华是我的下属，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香港电视台的电话询问的。有错误的话，完全由我负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批评、处分。”
厉有为有点突然地看着我，认真听我说完以后笑着说：“哎呀，事情已经过去了。社会上对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的新闻反映很好嘛，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数大幅攀升哩。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好好休息吧。明天的工作任务还很重。”
听了领导的一番话，我不由转忧为喜，心中的石头才真正落地，坐也不坐就向厉有为告辞。
回到迎宾馆5号楼的时候，我没有立即进我的房间，而是在楼下的林荫道上慢慢地散步、静静地思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倡导要“实事求是”，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啊！因为，要在很短时间内认清事物的真实本质是很困难的，从中求索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就更加困难。且不论经济领域、文化观念方面的事情，在政治领域，动机与效果、真实与政治需要，两者经常就很难统一、和谐。具体到新闻的发布和报道，往往有许多新闻事实不予以发布或不予以报道。为什么呢？就是政治动机及政治目的之间的矛盾使然。所幸是在中国确实有许多勇于排除万难，敢于实事求是的人和事。七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在对待中国改革开放问题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深圳特区的不少领导也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市委书记李灏就曾经说过：“哪一项改革之初，不是离经叛道？！”如果没有这种敢闯精神，深圳绝对不可能建设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想到这里，我不觉热血沸腾，一股“要为党的事业负责而敢于冒风险”的劲头冲上心头。也可能是这种纯真、朴实的共产党员信念，使我日后在宣传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仍然不怕冒风险，敢于负责任，义无反顾。
之后的两三天，黄新华他们新闻处利用中午或晚上的时间，继续不断给我送来好消息：我们及时讲真话之后，海外对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的反应很热烈，报道量很大。据初步统计，从20日到22日，香港的20多家报纸和5家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驻港新闻机构，就已经发稿200多篇，有消息、特稿、评论、图片等。香港《明报》、《东方日报》、《天天日报》还就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专题出专版。从内容看，绝大多数反应都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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