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研究范式上，从求证到求实，使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判断和认识
通读全书，使我们深刻地体认到，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有组织的行为，而非纯粹的个体行动。从现有资料看，屠杀的最高命令来自军方，形成了从司令部→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的自上而下杀俘政策，不仅如此，日本占领军还以搜查中国官兵及便衣队为借口，通过户口登记、颁发良民证等手段，集体或个别地屠杀南京民众，其手段之残忍，举世震惊。由于日军在大屠杀期间，严禁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泄露他们的所见所闻，同时禁止日本士兵发表他们所拍摄的照片，就连寄给亲友的私信也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大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审判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事，“这一难以消除的民族污点，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中”。此外，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当时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报告中已经确知，并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1938年1月末，日本陆军省特地派本间雅晴少将前往南京，调查日军的“军风军纪问题”。不久，松井石根就被召回国。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史》在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上实现了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变。例如，全书从内容上摆脱了日本右翼学者的牵制，没有刻意去论证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但《全史》第二章详细论述了日军攻占南京过程中和攻占之后所进行的集体和分散屠杀暴行，第十一章则十分周全地介绍了大屠杀期间和之后各大慈善团体、市民组织、伪政权和日军部队掩埋尸体的情况，读者通过阅读从中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和认识。
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是构建历史共识的前提和基础。《南京大屠杀全史》以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它的出版，必将能够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学者，以学者的睿智，理性研究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寻求共识，化解仇恨，推进中日关系真诚友好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