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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米纳兹
米夫
李德
4、“共产国际中国局”胎死腹中
罗易在1927年4月初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中共是先进行土地革命还是继续北伐，罗易和鲍罗廷对此发生了意见分歧。
罗易于5月25日曾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电报，指责鲍罗廷的主张是“将意味着实际取消共产党”，要求“莫斯科应赶紧进行干预。”5月28日，罗易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出书面报告，认为“鲍罗廷想使共产国际代表成为他的下属，并根据他的指示去领导党”。罗易要求得到斯大林“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以及它同国民党和鲍罗廷关系问题的明确答复。”罗易给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反映他与鲍罗廷矛盾和分歧的意见引起了重视，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给鲍罗廷、罗易和驻汉口领事柳克斯的电报中要求：“请不要扣押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为了解决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矛盾，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布哈林的建议，决定组建“共产国际中国局”。5天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由罗易、鲍罗廷和加伦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然而，在6月3日发生了罗易幻想依靠汪精卫挽救革命而冒冒失失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给他看的事情。罗易此举引起了鲍罗廷、柳克斯和中共中央的不满，并报告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尽管罗易连电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此事作出解释，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还是在6月22日作出“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的决议。
这样，随着罗易的离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成立的由罗易、鲍罗廷、加伦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未开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罗易离开后，192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随着鲍罗廷的离去，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代表和机构，全部结束了使命。
2.1928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远东局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罗米纳兹到中国后，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不久，罗米纳兹又向共产国际力主放弃国民党的旗号，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应该说，罗米纳兹到华之初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但是罗米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对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共发生“左”倾盲动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28年6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不派代表到中国，而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结束后，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认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摇摆性”，“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由此建议“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并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便指导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远东局，成员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别斯帕洛夫。埃斯勒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远东局负责人。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改组派、游击战争、赤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别斯帕洛夫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后，一方面作出决定肯定了远东局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根据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改组了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即盖利斯）。米林不仅仅是远东局的成员，而且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
在远东局增加负责军事的成员，主要是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已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重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派盖利斯作为远东局成员，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中共的军事指导。盖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达上海，同时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盖利斯到后，即参与了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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