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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为民间仍然习惯于使用农历，仍然要把农历正月初一当做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以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
尽管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来制止民间过年，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因此就出现了文章中所谓“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以及大门内外“两两相形，冷暖顿见”的情景。
为了印证这一情景，作者谈到他在北平和成都看到的两副有趣的春联。北平的春联是:
人有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分新旧，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成都的春联是:
冲天物价高高涨，隔岁和平慢慢谈。随后，作者还对年关将至，物价猛涨的现象作了预测和评估。他认为这不仅取决于大众企盼的国共和谈能否实现，而且还与各地的政治动向有关。因此在文章发表之前，作者又加上了这样的话:“在记者发稿时这一个年总算过了。下一个年呢？假如物价继续高高涨，和平慢慢谈，纵然还可以公说公有理，恐怕有许多人不能够‘我过我的年了’。”
值得一提的是，《世纪评论》发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又刊登了傅斯年的专论——《这样的宋子文非离开不可》。文章告诫南京国民政府，要想避免崩溃，必须反对腐败，而反对腐败的“第一件事便是……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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