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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由广东省委秘书长马甫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吴云章护送，杨尚昆乘16次特快加挂的一节公务车去山西，6月1日晨到达石家庄，2日凌晨改乘87次车7时许到达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出面接待并宴请。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从北京回到太原，传达他在北京时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同他谈话的情况，决定杨尚昆暂时安置在山西，不要回北京。当晚，杨尚昆由临时下榻的迎泽宾馆移居柳巷太原饭店西楼。在太原，山西省委给杨尚昆看了5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杨尚昆急于下去工作，几次要求立即去临汾，但都被婉言拒绝。只在6月23日，省农办的一位同志到太原饭店向杨尚昆汇报山西的农业情况。
在逆境中，杨尚昆没有忘记7月1日是党成立45周年，更没有忘记工作。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伟大的纪念日子……只等卫恒同志回来（当时卫恒又去了北京——笔者注），便决心去晋南工作了。”
7月4日上午杨尚昆去晋祠散步，突接电话说“卫恒要来谈话，下午不要离开太原饭店”。果然，那天下午一时许太原饭店院内突然军警林立，气氛紧张，杨尚昆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开始“隔离审查”。
开始还很客气，配有炊事员、服务员，生活条件尚可，无非是责令他交代“问题”。这期间，他很平静，用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份长达三万余字的《自传》。《自传》中写道：“我在中央工作的二十年时间内，对于主席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都是一贯拥护的。没有在任何场所发表过反对三面红旗和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意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人的阴谋反党活动。”“有许多关于我的错误的具体事实，我还弄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还没有想通。”
回忆杨尚昆被隔离审查的那天，13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同我和警卫员赵宇田谈话，无非是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房子仔细检查我的行李，当场扣留了我的两本工作日记和几个中央办公厅卷宗，用复写纸开了一个《扣留苏维民同志物品清单》，一式两份，双方签了名。之后，欧阳景荣等人走了，又来了两个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和我们形影不离。次日，那两个人押解我和赵宇田回北京，四个人一同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是一个软卧包厢，我们很知趣，一进包厢二话不说爬到上铺就睡下了。次日（7月6日）晨回到北京，由中办机要室的邹常缙接站，先到华北饭店（今金台饭店）吃了早餐，又把我们送到中办学习班二支部（机要室支部）所在地和平里，安置了赵宇田的住处后，我说我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只好让我回家。
在太原时间不长，但很不寻常。从杨尚昆能否与家人通信问题和赵宇田的工作问题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办公厅也是一片混乱。
一是关于杨尚昆和家人通信问题。6月4日欧阳景荣来看杨尚昆，带来一个汪东兴办公室的电话记录，说李伯钊已搬出中南海，家中尚未安装电话，如果打电话可以通过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转。又说关于赵宇田，中央警卫团已通知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给他分配工作，不要回北京了。当晚，杨尚昆给李伯钊打电话，是李伯钊的服务员小白接的，说他们都很忙，要很晚、很晚才能回来。以后再打这个“公用电话”就根本打不通了。很清楚，所谓“公用电话”是在演戏，实际上不允许他们通话但又羞羞答答不明说。
二是关于赵宇田的工作问题，6月6日，赵宇田按照电话通知去山西省军区报到，军区说立即脱军装转业。三天后，9日，欧阳景荣又告，赵宇田可以不脱军装，准备把他的关系转到山东省军区分配工作。18日，收到中央警卫团给“赵辛田”的一封信。估计“赵辛田”是“赵宇田”之误。拆封后果然是给赵宇田的，信中说：“你的关系已转到山西军区，一切由山西军区处理，你在北京的行李，可以给你寄去。”信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既不使用公用信笺，也未加盖公章，到底算不算公函？信中的话算不算数？半个月内，一变再变，前后矛盾。最后，一没有让赵留在山西，二没有让他去山东，而是把他押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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