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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冬天，雕塑家刘开渠从杭州辗转来到了阴冷的成都。那时，是他从法国回国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华之后，国内风云动荡，也动荡着刘开渠的心，他中断了在法国已经专攻六年的雕塑学业，毅然提前回国。那时候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怀抱着一腔火一般炽烈燃烧的爱国热血。回国后，他在杭州的国立艺专任教。七七事变之后，他随艺专转移到大后方，来到了成都。艺专接着又转移到了昆明，这时候，正赶上妻子怀孕，不易动身，他便没有随艺专去昆明，而是留在了成都，一边在成都艺术学校任教，一边陪伴妻子待产。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妻子临产，他也就随艺专离开成都了，不过和成都萍水相逢，擦肩而过而已，充其量是个匆匆过客。要说，也是机缘巧合偶然的因素所致，却阴差阳错地让他和成都有了不解之缘。
第二年，经熊佛西和徐悲鸿介绍，刘开渠为王铭章塑像。刘开渠知道，王铭章是川军著名的将领，刚刚过去的台儿庄大捷，举国震撼，激奋人心。台儿庄决战前，残酷却关键的滕县战斗中，就是王铭章带领官兵和日军血战五昼夜，最后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和两千名川军一起全部阵亡。这样壮烈的情景，想一想都会让普通人激动得热血沸腾，更何况是一位艺术家？刘开渠为王铭章而感动和骄傲，他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一工作。其实，这并不是刘开渠为牺牲的抗战将士塑造的第一尊塑像。几年前，就在他刚从法国归国不久，他就为88师阵亡将士塑造过铜像。接受下为王铭章将军塑像的任务，他自然想起了那尊88师阵亡将士像，心里燃起同样的激情和冥想，以及创作的冲动。
这一年，刘开渠34岁，正是和王铭章一样血气方刚的年龄，岂容自己的国家惨遭小小东洋的侵略。在刘开渠为成都做第一尊雕塑时，融入了他和王铭章一样的爱国情怀，可以说，雕塑着王铭章的形象，也在雕塑着他自己的心。
抗战期间的雕塑，与和平年代截然不同，与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时更不一样。不仅材料匮乏，而且还要面临日军飞机的轰炸。从一开始，刘开渠的雕塑便不是在风花雪月中进行的，而是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和时代风云共舞，与战火硝烟共存，让他的雕塑有了蓬勃跃动的情感和血与火的生命。
那时，刘开渠点起炉火，亲自翻砂铸铜，开始了他每一天的工作。他为王铭章将军塑造的是一个军人骑着战马的形象，战马嘶鸣，前蹄高高扬起，将军紧握缰绳，威风凛凛，怒发冲冠。他能够听得到那战马随将军一起发出的震天的吼叫，以及将军和战马身旁的战火纷飞。还有的，便是炉火带风燃烧的呼呼响声，头顶飞机的轰鸣声，炸弹凭空而降的呼啸声。
在雕塑期间，敌机多次轰炸，为他做模特的一位川军年轻士兵和为他做饭的女厨娘，先后被炸死。不知道世界上那么多有名的雕塑家，有没有如刘开渠此刻一样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以生命为代价，进行雕塑工作的——中国的第一座城市雕塑却是这样诞生的。
所有这一切没有让刘开渠动摇和退缩。虽然妻子和新生的婴儿需要他的照顾，但王铭章和两千名川军的壮烈阵亡，还有眼前的士兵和厨娘的无辜之死，都让他愈发激愤在胸，欲罢不能。他也想起，刚刚从法国归来，在蔡元培的陪同下，他去拜访鲁迅，鲁迅对他说过的话：“以前的雕塑只是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他现在做的就是人，是一个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全中国不屈服的同胞的顶天立地的人。
如今，站在移居在新都新桂湖公园里的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前，重新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对刘开渠讲过的话，想象着那一代文人与艺术家，对于那个时代与民族涌动的情怀，依然让人感动并感慨。不禁想起另一位文人郁达夫当年为年轻的刘开渠写过的文章。郁达夫在北京京畿道的美术学校教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刘开渠，看刘开渠人高马大的样子，他当时就预见刘开渠以后要是搞雕塑一定比捏画笔画画成就大。阔别多年之后，当郁达夫看到刘开渠为88师阵亡将士的雕像后，他激动地说：“比起那些卖野人头的雕塑师的滑稽来，相差得实在太远，远得几乎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一个是有良心的艺术家，一个是骗小孩子们的糖菩萨。”关于现代雕塑，郁达夫的观点，和鲁迅相同，甚至用泥菩萨、糖菩萨相同的词语。他高度评价刘开渠：“他的雕刻，完全是他这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尤其在他的Designs（设计图）里，可以看得出来，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我不知道写于1935年初的郁达夫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中国美术史上关于刘开渠雕塑的第一篇评论，只是心想，如果郁达夫看到了眼前的这尊王铭章将军的塑像，不知又该怎样的激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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