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陈独秀被右倾的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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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大革命后期，陈独秀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而苏联解密档案资料表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大多与莫斯科的指导有关。不仅如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甚至直接做出了一些错误决策。苏联的国家政策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服从的组织关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此外，党内合作的模式从体制上剥夺了中共的领导权。从另一角度说，在联共(布)中央日趋激烈的权力争斗中，陈独秀可说也成为他们斗争的牺牲品。

一、苏联的国家战略是陈独秀被右倾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联共（布）的幕后操纵下，由共产国际一手促成。作为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迫切需要在东方结盟，以实现其远东的安全和利益。“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应该把 “一切革命因素调动起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这“虽然极不可靠， 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基于东方战略的考虑，苏联要利用孙中山的国民党来缓解在华帝国主义对其构成的严重威胁，而孙中山此时也渴望苏联的援助。于是，在“联俄联共”的前提下，国共实现合作。

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山舰”事件以及“整理党务案”被视为陈独秀的“三大让步”，而《汪陈宣言》标志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达到顶峰。可是，右倾何倾，主义又何在呢?

1925年末， 直奉军阀控制北方政权，苏联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抵挡不住，北方局势发生逆转；而在欧洲也出现反苏联盟。苏联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随即转向保守，共产国际发出“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放弃革命领导权。而陈独秀被迫执行这一政策，造成所谓“右机”错误。

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新中央委员的问题上，鲍罗廷与陈独秀存有分歧。“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 ，争论的结果是陈独秀退让至4人。随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撮合下，陈独秀与孙科、叶楚伧等人进行谈判，“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 。这样在36名中委里，国民党右派和中派占据了15个位置，而共产党仅7人。但是，我们再看国民党二大后共产党的任职情况：在9 名中央常委中，有谭平山、吴玉章、杨匏安3人；在中央党部中大多数领导职务由共产党员担任；秘书处4人全部是共产党员。由此认定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上妥协，显然判断有误。此外，中共在国民党二大让步政策的执行者并非陈独秀，“1925年12月26日陈因病住院，从这时起到1926年2月19日，中央局与他完全失去联系”。

而“中山舰事件”则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全权负责处理，陈独秀当时并不在广州。此前，鲍罗廷曾亲口保证蒋是“极左派信徒”，因此布勃诺夫主张对蒋退让，要求陈独秀“必须十分审慎行事” ，远在上海的陈独秀误以为蒋的行动是受了右派的挑拨，呼吁“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一起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然而在真相大白后，陈独秀立即改变了态度，并成立了一个以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等为代表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和抗争。同时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却遭到严厉批评，“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做出让步”。陈独秀被迫接受这个既定事实。

不久，鲍罗廷又根据联共（布）“四·二九”指示精神，私自与蒋介石达成协定：鲍罗廷答应蒋整理党务，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作用；而蒋则同意制止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于是在这场交易中，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权利和地位再次丧失。5月15日，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整理党务案”突然出台。当蒋提出这一方案时，“全场相顾惊愕”。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陈独秀的“三大让步”实质上是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妥协。

“汪陈宣言”同样与苏联的国家政策有关。“整理党务案”后，广东的工农运动陷入低潮，此时必须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以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而此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却指示:“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此时，国民党左派不满蒋氏日益坐大，于是掀起“迎汪抑蒋”。对此，陈独秀亦表示欢迎汪蒋合作。随着北伐的迅速推进，共产国际突然一改退让而变得激进，他们也希望利用汪精卫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但是此举却加速了蒋的叛乱，1927年2月至3月，蒋介石连续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说，并从赣州一路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捣毁各地的党部和总工会。

对此，陈独秀指示:“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斯大林却致电中共:“暂不进行公开作战”，“像右派这样一些人（蒋介石），应该利用到底”。陈独秀只得放弃武装对抗计划，按照苏联的意思与汪精卫联合发表“汪陈宣言”。由此可见，苏联的国家政策是陈独秀被右倾的深层次原因，真正的的右倾机会主义是苏联和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