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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我家被带走了
沈家门不是朱枫久留之地，她迫切要去上海，常打听顾孙谋去上海的船找到没有。因为当时舟山还没有解放，海上封锁，但是也有部分冒险的人撑船去上海，叫“穿火线”，主要贩卖白糖粮食等物资。
有一天，顾孙谋虽然联系上了一艘小船，但是木帆船实在太小。顾孙谋说:“船太小，你去我不放心，接下来马上有大船过来，乘大船安全，你再等几天。”但是朱四小姐还没等上大船就被抓了，为此顾学勇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可惜。
“朱枫被捕时，我和姐姐顾荷琴、老中医陈鹤年伯伯都在现场。”顾学勇回忆说。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那天，朱四小姐和我们姐弟，还有陈鹤年伯伯在房间内聊家常。这时，从我家小墙门里进来两个便衣，身穿墨绿色风衣，腰部束有腰带。直接走到我家门口说:‘朱枫在吗？’当时朱四小姐就从春凳上站了起来。”
“那几个便衣要朱四小姐跟他们走，她从容地从大橱挂钩上取下了一件海虎绒大衣，披上衣服，拿起随身携带的一只手包，坦然地和我们点点头，就走出了家门，神情安然地跟着‘便衣’走了。”
顾学勇说，当时跟在后面的还有三四个宪兵，陈鹤年伯伯一直跟在后面，朱枫被带进沈家门老邮电局对面一幢住着宪兵队的房子里，陈鹤年就被卫兵赶了出来。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便衣和宪兵为什么要带走朱四小姐，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亲打开她留下来的皮箱，只有几件衣服，没有可疑的东西。”顾学勇说，朱四小姐被关押了，父亲顾孙谋到处找关系去保释，但是根本没有朱枫的消息。随后，又跑到定海去保释，也根本没法打探到消息。后来顾孙谋反倒被国民党叫去询问了好多次，胡说是暗藏共党分子，还一度被监视。
自杀没有成功
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到舟山抓她。
2月26日晚上，由于忧虑和受寒，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她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断，和着热水吞入腹中。第二天，看守打开牢房门，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
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找来医生，给朱枫灌泻药……
保密局特务立刻用飞机把朱枫送回台北。到台北后，医生给朱枫照了X光，清楚地看到几块金子仍在她的胃里。医生决定继续给朱枫用泻药，实在不行就要开刀。服药一夜之后，再照X光，金子已经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全部排出，自杀没有成功。
敌特原以为朱枫这样的女流之辈，一定会像叛徒一样不堪一击，特地制定了“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多次劝降，朱枫始终没有屈服。
穷凶极恶的敌人于1950年6月10日16时把朱枫五花大绑解到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含弹壮烈牺牲。就义时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牺牲时，朱枫年仅45岁。（顾学勇;翁盈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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