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说，对于汪泽楷的发言，同志们说了很多很好的话，但“对汪的批评可说是太过”，太动感情。他说，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负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而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也是可以的。因为陈独秀可以改正错误，继续工作；同时，党内选举，允许每位代表发表意见，怎么会觉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王若飞指出，叫陈独秀做另外的工作也可以，但他不赞成会上有同志对汪泽楷的批评，并声明他“并非为汪辩护”。 当王若飞讲话时，台下有人要他停止说话。会议主持人宣布停止发言，并问台下：有人提议给汪泽楷以警告，有附议没有？台下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大多数通过，给汪泽楷以严重警告处分。见此情况，刘伯坚主动提出也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大会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关于这件事，王若飞后来回忆说： “中央曾要我帮助陈独秀赴莫，说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去。陈的回答是‘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却不要他参加，不要他发表意见。他以为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他虚伪表示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领导的错误，但不赴莫。任凭秋白、恩来同志如何苦口相劝，他终不走。” “我在六次大会上没有认识陈这种说法的虚伪与错误，而反认为有部分理由，经许多同志批评后已自知错。” 其实，六大没有选陈独秀进中央委员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处理方法。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但是，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过去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大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可是我们党并未从此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 在七大现场，听到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后，王若飞高兴地对妻子李培之说：“从《决议》和这次大会的选举看，六大时我的态度不能算是错误，主席说我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至此，17年来由于支持陈独秀而长期受到的误解解除了，王若飞终于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 此事的“主犯”汪泽楷，因追随陈独秀违犯组织纪律，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参加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抗日战争期间，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39年至1942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师长陈明仁）顾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参加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湖南和平解放后，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5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3年春任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综合资料室主任。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8年12月在湖北潜江劳改农场因病逝世（又一说1959年12月）。1979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为其恢复名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