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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片面强调“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对六大有何不良影响？
在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优秀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遵循联共（布）、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把“党的无产阶级化”、“干部工人化”和“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方针。周恩来分析指出：“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
中共六大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决定准备召开的。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六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该决议规定了六大代表的选举办法，包括“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500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500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等。
到了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样，开会地点才最后确定下来。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原选举办法进行选举。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为100至110人。根据这个总人数，会议决定党员多的省份和大省，每500名党员选派1名代表，各省青年团出席人数为广东、江西、湖南、江苏、顺直等省各2人，河南、山东、陕西、四川、福建、浙江、满洲等省各1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推举。而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
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的，确定六大代表人选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有两条：一是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是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许多同志就没有去。
六大代表的推选太重视工人成分，六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同样如此。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周恩来说：“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始终参与六大并贯彻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也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另外，向忠发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成绩，并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样，共产国际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自然毫无阻力地被全党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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