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现象是旧中国的国情之一，乡下的土匪多如牛毛。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也许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土匪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我军共剿灭土匪260余万。对毛泽东来说，这260余万绝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相当具象的人。从他关注过的6个土匪身上，集中体现了剿匪斗争中党对各类不同土匪的不同政策。
先从藏族匪首项谦说起。为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头人归顺，青海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达20多份。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自始至终指挥对项谦的劝降工作。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
实际上，对项谦的劝降是17次，加上进剿后的1次，共18次。
项谦是昂拉（青海尖扎县一藏族部落名）第十二代千户（世袭官职，金设，元袭，明废，唯封少数民族头人）。1949年９月，我1军进军青海，军管会明确宣布承认其千户地位，一切照旧，项谦表示愿意合作。但在见到“青马”（马步芳）残余送来的金银和枪支后，他见利忘义，被匪特委任为“西北反共救国军”第2军军长，发动叛乱，四处劫掠，攻打我区、乡政府，杀我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背信弃义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不谋全局者不可谋一域。1950年夏天，18军将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他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反复叮嘱：“对项谦，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政策应该更为宽大。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政府先后6次派人劝降项谦，不仅毫无效果，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居然进攻我驻军，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气了，要求出兵。习仲勋答复：“千万不要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
喜饶嘉措在佛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第七次劝降由他亲自出马，可项谦竟将他晾在一边，置之不理。９月１日，藏传佛教领袖班禅的代表和塔尔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禅等人的联名信，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劝降代表愿对其吃咒具结，项谦竟以辱骂作答，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晒了３个小时，且派人持枪埋伏在路上，企图谋害劝降代表，因密泄未遂。
项谦的大逆不道，引起正在西宁参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的公愤，强烈要求政府出兵剿灭项谦。省委书记张仲良也坚决主张打，报告西北局，要求出兵，并言已做好出兵准备。 9月11日凌晨，习仲勋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告张宗逊（西北军区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司令）并报中央，强调“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批评青海“对昂拉问题早做宣传是不策略的”，“会陷自己于被动”。
青海省马上对出兵叫停，进行第九次、第十次劝降，项谦竟集中近2000骑兵向劝降代表示威。青海省委再次请求出兵，习仲勋答复：“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有的政治条件。”于是又先后进行了6次劝降，可项谦依然故我。至此，已劝降16次了，还继续吗？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又派出了第十七次劝降代表团，结果还是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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