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道路从哪来？
人们对道路的探索和选择，不会是随意而为，道路更不会凭空而来，它总是和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政治演进和人民诉求紧密相连。归根到底，被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道路，都是为解决其国家面临的根本历史课题，它一头连接着国情，一头连接着理想。
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其来有自。
第一，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直接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如果不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如果不推进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实践，如果不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根本目标，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开创，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力推进，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持和发展，才走出今天的壮景。这个论断，是十七大报告以来重要文献的一贯表述。其意义在于，确认了中国道路有其开创性的标志，即我们常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其现实的实践依据，即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有其明确的主题内含，即我们常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其阶段性的前进过程，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成功开创”、两个世纪之交的“成功推进”和新世纪新阶段的“成功坚持和发展”。这个论断，是对30多年来中国道路开创和发展过程情形及其特点的简洁概括。
第二，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拯救和发展中国的先进道路逐步演进的根本成果。
开创中国道路之前，历史不会是一片空白，道路总会有“源头”征兆。十八大报告说，中国道路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来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即已鲜明回答了中国道路其来有自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的讲话中，进一步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宕起伏命运变化角度，讲了“三个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必须坚持走下去；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这“三个牢记”，既体现了17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变化的历史真谛，又揭示了中国道路何以出现，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把中国道路放到近代以来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大背景中去看它的由来，体现了我们党浓郁而敏锐的历史感。所谓历史感，就是科学掌握历史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地走向未来。
中国道路其来有自，还指它有着历史的承续和承载，是在前人探索的路子基础上开创出来的。
在中国道路形成以前，为拯救和发展中国，中国先进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道路的问题，先后作了两次选择，使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前进，我们党创造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有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次探索，最终才形成了中国道路。
党的十五大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他们的特殊贡献，恰恰在于分别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实践和探索了先进道路。从三民主义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道路，从新民主主义道路到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位伟人都是从前一代人那里汲取了经验智慧，并且看到了前一条道路的不足，而后创新发展，实现历史性的飞跃。说中国道路是几代人“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真实含义即在于此。
第三，中国道路奠基于改革开放前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离开创中国道路时间最近，关系最密，影响最大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当然不能混为一谈。在对国情和世情的判断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体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实际工作内容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没有解决好”，是指在探索中经历了从正确到正确中有失误，从正确与失误交叉前行，到发生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的曲折，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对中国道路来说，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承续和承载。对此，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毛泽东那一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论断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体。
什么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有哪些？不仅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有：对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把国家建设好大概要一百年这个最大国情和历史方位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论述；“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做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主张；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等等。关于“物质基础”，则包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两弹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以上，都属于十八大报告说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至于“宝贵经验”，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正确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经验。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为中国道路的开创，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资源。如果没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没有从干部到制度、从实践到理论、从物质到精神的基础准备，改革开放就很难推进，就不会有中国道路的出现。出现了，也不一定坚持得住，发展得好。
关于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演进特点，邓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得很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概括起来实际就是四层意思：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做的事情，一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二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三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得不够好，但总体上还可以去做的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四是做毛泽东那一代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这四层意思，具体地回答了中国道路是怎样起步的，同时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在他们选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由毛泽东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
第四，中国道路的本质灵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没有主义，如果这个主义不科学，道路就没有灵魂。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支撑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下的重要定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个论断，鲜明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说中国道路其来有自，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有其思想来源，有其传承的“道统”。社会主义思潮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实践探索，经历了好几个时间段。其中的“道”，就是内容逻辑，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统”，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几个阶段的形成发展。正是从“道统”的角度，我们一直强调，中国道路的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发展。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就改变了方向”。改变了方向，是因为树立了社会主义这个新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政坛上有300多个政党，却单单是中国共产党搞成功了，说明这个新方向符合中国社会的要求，是对头的。中国道路，就是沿着社会主义这个新方向不断前进的结果。
从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飞跃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变，理论基础没有变。改革开放不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推倒重来，而是一个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认识更清楚了，而且越来越清楚；实践上更有成效了，而且成效越来越明显。不论中国道路怎么发展，都是社会主义不断在更高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都是更好地做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
弄清楚中国道路从哪里来，正确理解中国道路的“前世今生”和历史逻辑，正确把握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成果绝不能丢失，实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就绝不能否定，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绝不能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