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期的张国焘

张国焘在罢工遭到残酷镇压后作出复工决策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的当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各工会，要求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紧急动员，参加斗争。2月6日，正太、道清、津浦南段等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各地的声援活动，引起美英等国驻北京使团的不安，要求北京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决心对罢工工人采取血腥镇压措施。

2月7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指使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以与工会代表谈判为名，将工会代表诱捕，进而冲进工会和厂区，大肆捕捉罢工工人。在江岸，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铆工、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彬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江岸、涞水、高碑店等地，均有罢工工人被捕入狱。此外，有受伤者300多人，被工厂开除者1000多人，许多工人家属也遭到军警的迫害与洗劫。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残酷杀害，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捕，2月15日被秘密杀害。

在军阀残酷镇压的情势下，罢工还要不要坚持下去，这是摆在罢工领导人面前一个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2月7日夜，张国焘和工会组织负责人在腥风血雨的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是否坚持罢工的问题。

会上，张国焘分析了罢工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保存实力，现在只有忍痛复工。但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认为应该继续罢工，直到胜利。尤其是项英，对张国焘大为不满，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为何能屈服？

大家争论得很激烈，会议一直开到夜半时分，仍然难以达成共识。张国焘见用讨论的方式通过复工已不可能，便坚决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他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他说：“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只能表示服从。接着，大家讨论怎样发布复工命令，决定由张国焘亲自起草《复工令》，2月9日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联合发布。

张国焘起草的《复工令》，既表达了对军阀压迫的愤慨，又从长远的利益考虑指出了复工的必要性。《复工令》说:“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本联合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苦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联合会极希望我亲爱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复工令》迅速得到贯彻。第二天，当上班的时间到时，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工厂，遵令复工。此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准备捉拿工人。当他们得知工人已领命复工后，才罢了手。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在幼年时期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罢工斗争。由于年轻的党缺乏经验，特别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不懂得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使罢工最终失败。通过这次大罢工，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二七惨案的沉痛教训，使党认识到，在中国单靠工人阶级的奋斗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必须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党在1924年同国民党实现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