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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7年1月5日—8日张学良所写袖珍本日记手迹 （郭双林摄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从以上三张照片中的字迹来看，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从内容上看，同一个人同一天晚上写下的文字，在思想上应该有一致性，至少不会自相矛盾。查“告别信”中有“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一语，而张学良在大本日记“提要”栏写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与“告别信”中“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这句话相比，文字虽有不同，意思基本一致。由此我们认为“告别信”应该是张学良的手笔。
既然“告别信”是真的，这份文献的性质如何？是一份普通书信还是带有遗嘱性质的文字呢？查张学良大本日记在1月7日这一天这样写道：“早莫柳忱、刘敬舆、王廷午、戢翼翘来，廷午先去。谈请余勿负气，设法了此事。余答如委员长有话，余可照办，他人余不知也。并言多激昂，敬舆落泪。余出示余写之小册子，三人戚戚而去。”日记中提到的莫柳忱、刘敬舆、王廷午、戢翼翘四人均为东北军元老，他们应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劝说张学良认错的。其中“余出示余写之小册子”一语中的“小册子”，应该就是这份八页厚的“告别信”。
明明张学良说的是“小册子”，怎么会扯到“遗嘱”呢？我们再看张学良当天写的袖珍本日记：“早，莫柳忱、刘敬舆、王廷午、戢翼翘来，廷午先去。大家劝余勿负气，设法了这件事。余答：‘如果蒋先生的命令，余可照办，他人我不理。’并出示我的遗嘱小册子给他们看。敬舆落泪，三人戚戚而离去。”很明显，这个“遗嘱小册子”就是大本日记中提及的“小册子”。结合“告别信”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断言，3月20日纽约邦瀚斯拍卖行拍卖的张学良“告别信”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而是张学良在1937年1月6日夜立下的一份遗嘱。
当时，张学良为什么要立这份遗嘱？他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和困难呢？这需要从头说起。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经多方周旋，双方达成协议，张、杨放蒋，蒋则应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为了给蒋介石挽回面子，亲自送蒋回南京。上飞机之前，宋氏兄妹曾拍着胸脯担保张学良的人生安全，但蒋介石一到南京，便食言将张学良软禁起来，并于12月31日组织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次年1月4日虽予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引起西安方面的激烈反对。5日，杨虎城和于学忠领衔对蒋介石的做法提出质问，同日杨虎城还专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对此，处于软禁中的张学良并不知情。他相信蒋介石迟早会践行诺言，放自己回西安。1月2日他在大本日记中写道：“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静看书，快哉！读《三朝名臣言行录》‘韩琦’一篇。鲍志一来看我，彼从西安（来），现被派返西安。余致虎城等一函，令速复交通，令飞机第九大队返南昌，并言余约在五号左右可返。戴雨农陪同鲍来。子文来一函慰我。”“并言余约在五号左右可返”一语，反映出他对事情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估计。从1月3日到5日，先后有宋子文、戴笠、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来谈，张学良除了接待访客外，其余时间就是读书。1月5日张学良在大本日记中写道：“读数章古文，快哉！”可见他心情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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