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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说
许多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回忆文章称:蒋介石是听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决定离蓉的。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六处处长徐文灿在自撰的回忆录中说:“蒋介石在成都听到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那么，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郭汝瑰，何日在成都和宜宾通电起义的呢？
档案史料证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起义通电上签署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1949年12月11日。据当事人说:起义时间不署11日而署9日，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9日在云南昆明通电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由此推断，蒋介石获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通电内容，应该是在12日的上午。郭汝瑰在宜宾通电起义的时间，以解放宜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战斗日志》为证:“我主力进抵宜宾后，野司电令我军与其接洽谈判，该军(指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笔者)于12月12日12时通电起义。”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宜宾历史(1919－1949)》一书中说:12月9日，郭汝瑰召集第七十二军团以上军官开会讨论起义事宜，因个别团长阻挠而休会。郭汝瑰和军参谋长徐孔嘉以及几位愿意起义的团长秘密商议，决定起义。郭汝瑰即将拟写好的《致刘邓首长和解放军前线指挥员的信》交给徐孔嘉，令他同几位代表与解放军接洽起义事宜。10日10时，徐孔嘉到南溪(今宜宾市辖南溪区政府驻地——笔者)，受到进驻南溪的解放军首长的热情接待。当日15时，徐孔嘉等同解放军代表返回宜宾，11日晨抵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前线指挥部”的协助下，郭汝瑰做好第七十二军起义工作，随即发出起义通电。这里的“随即”，没有明确是“11日”、“12日”，还是以军方史料为准，郭汝瑰发出起义通电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2日。因为11日的事太多太忙，《通电》的发表有一定的技术处理过程，所以起义通电发出的时间与第七十二军起义的时间不矛盾。这样，在成都的蒋介石得知在宜宾的郭汝瑰率部起义的消息，应该是1949年12月12日的下午或晚间，蒋介石离蓉显然是在12日以后。
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载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中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了。”国民党第二十军参谋长杨家桢1984年底写的《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说:“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日排序记事时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从刘元、杨家桢、严啸虎撰写的资料表明，蒋介石在12月12日之前仍住在成都黄埔军校时期北校场黄埔楼内。1978年，黄埔军校学生蒲剑虹回忆蒋介石出逃一幕时曾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往前冲，蒋介石的轿车紧跟我们卡车。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倪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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