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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台湾之行
“汪辜会谈”之后，为了落实《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问题，1994年8月，我受时任海基会驻会副董事长焦仁和的邀请，率海协会的同事访问台湾。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离京前，有一些台湾朋友打电话来北京称，民进党想藉机闹事，你可能有人身危险，最好暂时不来。我当然感谢这些朋友的关心，但还是按经中央台办报请中央批准的海协访问团赴台方案，按原定计划启程赴台。
飞机降落在台北的桃园机场，我一出了天桥，几十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就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对我高喊“唐树备滚回去”，而且亦步亦趋，我一路走，他们一路跟着在我耳边叫喊。我知道他们这批人是想激怒我，希望我发脾气，有的记者也想拍下我发火的镜头。但是我没有上他们当。记者们一路拍，却始终没有拍到我面露怒容的镜头。
这时，在机场大门口，几百名民进党组织的群众，举着台独标语，要在我出机场大门时，拦我坐的汽车闹事。他们还带着鸡蛋、西红柿，准备丢我。与此同时，由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组织的几百名台湾民众，举着“欢迎唐树备先生”的标语，在机场大门附近集结，准备热烈地欢迎海协代表团。民进党组织的群众，看到中国统一联盟的成员高举欢迎我的标语，竟出手打人，中国统一联盟的多名成员因此而受伤。
据说，台湾方面为我们准备了三个离开机场的方案。第一方案是走机场大门出口。第二方案是走出天桥后再坐电梯下去，重回停机处，直接从跑道附近离开机场。第三方案是坐直升飞机，飞往下榻的饭店顶层阳台，为此在机场停放了两架直升机。最后台湾方面实施了第二方案。
在我走进下榻的饭店，台湾的警察排成两队，形成夹道，每人都持着一人高的长棍。我就在他们中间走进电梯。据说，当天台湾方面一共出动了3000名警察，保护我和海协代表团。
我在饭店的大堂里，看到带着孩子去饭店吃饭的父母们，他们客气地向我点头打招呼。
进入房间后，焦仁和先生赶来，代表辜先生向我道歉。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机场上发生的事，不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我还说，饭店大堂里向我点头打招呼的台湾民众，更能代表多数台湾民众欢迎两岸关系改善的心声。
第二天开始会谈。民进党组织的群众，用高音喇叭对着会谈场所大呼台独口号。我在会谈开始时即兴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说，两岸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有人想剪断，是不可能的。
由于受到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支持的少数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欺骗宣传的影响，由于国民党过去长期对台湾民众的高压统治和“反共”宣传，再加上大陆方面几十年来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曲折、失误，这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不了解、有疑虑，甚至受到台独思想的影响。这需要时间来化解。但是，两岸要走向和解，要走向统一，尽管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但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关键在于把大陆自己的事办好。对此，我深信不疑。
1995年5月，经中央台办报经江泽民总书记批准，我第二次率海协代表团访台。我和焦仁和先生达成了同年７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协议。但因李登辉访美，两会的接触商谈被迫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也无法举行。
以后，焦先生离开了海基会。焦先生的夫人后来到北京来旅行，我请她吃饭，谈起往事时，焦夫人说，一天，焦仁和在看电视，得知他被免去海基会副董事长的职务。而在此之前，焦仁和一点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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