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8日，蒋思豫先生与徐敏蕾女士在衡阳乐园大酒店结为伉俪，宋美龄作婚姻介绍人与证婚人。
2012年6月28日蒋思豫先生与徐敏蕾女士摄于宁波天一阁。
蒋思豫先生草书：“家贫有旧书 室陋无新茶”
蒋思豫先生行楷（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4月16日，宁波，一位百岁老人的书法展引起四海关注。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副主席蒋孝严为书法展题词；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抗日名将张灵甫之子张道宇与其母王玉玲女士，抗日名将张自忠之孙张纪祖，武昌首义邓玉麟将军之孙、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会长邓中哲等一批国民党后人从台湾、美国等地前来祝贺。邓中哲在开幕式上讲话称：“他是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他的人生轨迹也是苦难中国百年的缩影。”
这位自称“乡村野老”的蒋思豫先生显然经历不简单。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题写了“蒋思豫百岁书法展”；文化名家、宁波乡贤余秋雨为展会写序，称蒋思豫为中国书法艺术“持久的实践者”，称赞他的草书将于右任先生的风范“很好地继承了，又有所突破”；出席展览的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鲍贤伦称蒋思豫“书艺高超”。
宁波市美术馆里，蒋思豫身着暗红色的唐装，拄着拐杖。他头发花白，门牙有几颗脱落，脸侧有几颗老年斑，但一点也没有老朽之气，而是儒雅清朗、淡定从容。他安静地坐在来宾中间，似乎眼前这人来人往、闪光灯频闪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又似乎觉得来宾对他的评价太高了，他身子微微一欠，笑容里透着谦和，几乎有点不安了……
一生就是一部现当代史
蒋思豫，字斯圉，号上渔（另有耜臾、思予、师愚、阿豫、江南布衣等别称），1914年４月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名门世家。其父是清末秀才，擅长书法。外祖父徐致靖，著名的“二王”书法家，光绪皇帝的翰林伴读，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英才，都由他保荐入朝。蒋思豫的远房堂舅徐悲鸿乃近代中国画坛泰斗，对蒋思豫指点甚多。
受家庭熏陶，蒋思豫自幼酷爱书画，对历代碑帖临习不辍，为日后的书画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3年，蒋思豫由持志大学转入复旦大学。当时于右任协助马相伯创立复旦公学并任校务委员、教授。对复旦的工作，于右任极为热心，人称“复旦孝子”。蒋思豫景仰于右任的道德文章，更对他个性卓然的书法心仪不已。他时时临习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对其形象结构、线条用笔用力甚勤。
后因父亲去世，蒋思豫大学未毕业就到陕西省政府工作，曾与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一个大院共事。
1937年抗战爆发，蒋思豫在武汉第三战区驻京办事处工作，后随李公朴去太原，在山西民族大学当教干。1938年日寇攻陷太原，蒋思豫返武汉任政治部三厅宣传干事。时局动荡，但蒋思豫学习书法的热情不减，“当时上呈给蒋介石的行文由我誊写，我就当作书法练。”
当时这个政治部的第二副部长是周恩来。周恩来有时也主持每周一的孙（中山）总理纪念周。“周先生也谈三民主义，也谈国共合作，主题是一致抗日，力争最后胜利，他的一片真情诚意博得众人的崇敬。”做周恩来下属的这段经历，对蒋思豫后来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蒋思豫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全文刊发在《镇海报》上。
抗战期间，蒋思豫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并在《中央日报》、《益世报》等担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亲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在战地，蒋思豫有过数次生死考验。一次赴前线采访，正遇日军进攻，枪弹如雨，他的同行者只因将头稍抬高了一点即被削去半个脑袋。还有一次在重庆工作时，恰遇日寇飞机狂轰滥炸，躲避时，前后与他相距数米的两位同事相继被炸身亡，蒋思豫却连弹片也未碰到，侥幸逃过一劫。
战事紧迫，生命朝不保夕，蒋思豫依然挥毫不断，并利用机会向在重庆的沈尹默、伍蠡甫等书法大家请教，更与潘伯鹰、傅抱石频繁往来，切磋书艺。
1941年，蒋思豫重入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学习，后又考入当时的财政部财政研究学会，再转入粮食督导司等机构任职。1945年起，蒋思豫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秘书室主任、候补执行委员兼贵州省政府顾问。
此时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周伯敏是于右任的外甥，书法得于嫡传。他与蒋思豫是复旦校友，又同好于体，关系密切。经周伯敏推荐，蒋思豫的品行、书艺得到了于右任的认可，成了于的私淑弟子。说到拜师仪式，蒋思豫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47年7月的一天，在南京于右任长子于望德府邸中，我双膝脆下，恭恭敬敬地向于先生磕了头。于先生见此忙过来拉我起身说：‘行个鞠躬礼就行啦。’”
蒋思豫的于体此时已练到一定火候，于右任曾对他说：“你的字可以过关啦。”但蒋思豫认为自己的书法与于右任先生的境界还差得很远。考虑到于先生出生于陕西三原，蒋思豫便刻了一方“三原门下”的闲章，把于先生作为自己的终生楷模。
1948年秋，江苏第一绥靖区司令部调蒋思豫为高参（少将军衔），并兼高邮代县长。蒋思豫回忆说：“目睹国民党大势已去，在高邮我曾放了70多名在押收监者，其中有中共地方领导人多名。后来我乘江苏省政府的撤退专列时遇到省主席丁治盘和老友方元民委员，他们劝我不要去台湾，我就留了下来。”
在农场工作时，蒋思豫是《新生报》的主编，还负责出墙报、黑板报。“文革”开始，由于写“忠”字以及画毛主席头像还得靠他，蒋思豫倒也平安无事。在农场工作空余时就到江边打鱼。他在书画中落款“江上渔”、“孑遗子”，就是当时生活和心理的写照。
1976年，作为第三批特赦人员，蒋思豫回到夫人的故乡、宁波镇海的家中。从此，他就在这个安静的小镇，和夫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在蒋老住宅的门楣上，刻有“窭隐”二字。“窭”是贫穷之意。蒋思豫笑呵呵地说：“我是一个被历史遗弃，或说是被淘汰了的‘闲云野鹤’，一生无所作为的糟老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至尊至贱的世事体验，蒋思豫对人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旷达洒脱。他说：“不开心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何不笑看烟霞，落得一身轻松呢。”
他的书法同好，北仑中学副校长李华斌先生曾赋诗一首赠与蒋老：自号孑遗隐市间，人书俱老益沈潜。弼时驱策八千里，悬命南冠三十年。群鲫过江遁有路，将军解甲归无田。两朝劫难多谈助，笑看烟霞风满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