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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非常重视通过党风廉政教育，增强共产党员的拒腐防变能力。他曾经指出，“我们提倡的方针是预防为主，教育为主，先立法，先教育。”还说，“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他强调，“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成为清正廉洁的模范。
三是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父亲在延安时期就认为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风问题的核心；党风不好，就会使党丧失民心。1939年，他在《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只有党与群众密切地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他还指出，“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东北解放后，父亲又用通俗的语言重申了党的任务和宗旨。他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 1956年，他在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后，仍然十分注重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切身利益，解决粮食问题等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
四是领导干部要在党风廉政方面身体力行，作出表率。父亲作为中纪委书记，要求别人做的，总是自己首先做到，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他不仅为自己立下“不收礼、不吃请”的规矩，还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得违反。他常说：“很多人送礼是为了有求于我，我若收下，以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他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家人搭乘他的车；不准家人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家人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还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五是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父亲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他把这一思想方法运用到“文革”后的纪律检查工作中，提出对冤假错案必须坚持有错必纠，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极大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纠正不正之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他要求各级纪委深入调查研究，无论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
从1978年到1987年，在父亲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九年里，建立健全了党内政治生活规则，加强了党纪党规党法的制度化建设，恢复重建了党的各级纪检组织，培养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纪检干部队伍，为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九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达70多万件。卓有成效的纪律检查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从中看到了党和政府端正党风、惩治腐败的决心，坚定了全党乃至全国对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念。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面临深刻调整，我国仍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但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这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工作方向。近期中央又决定从今年下半年起，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对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作风，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能力有重要意义。
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地学习和运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方法，要继承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革命风范，以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取信于民；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以求真务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成效赢得人心；要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严肃查处贪污腐败、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彰显我们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环境，这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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