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根据胡乔木的设想，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提纲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邓小平看了提纲，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起草小组的提纲。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邓小平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又指出，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以后起草《决议》的过程证明，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

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7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对起草中没有实现邓小平的要求，即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统一全党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评。随后，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写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总感觉写得不满意，就自己动手写，提出了一个“内乱”的新说法，解释说：“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和叛乱的因素。对于毛泽东思想，他也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同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

当时，有传言说，这个历史决议只是暂时维护团结用的，将来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泽东。8月1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功过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但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邓小平还说，错误不止是主席一个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个积极分子。“大跃进”，总理、少奇我们这些人也发热嘛，也相信亩产多少多少斤。现在宣传总理、少奇有神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