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晶斋在解放后留在南京药科院(今中国药科大学)任俄语专科副教授，翻译出版过几本苏联社科文化类书籍。他还担任过民革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1985年辞世于南京。据其长子高仲英(江苏大学校长，已离休)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父生前长时期与张闻天没有交往。但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对张闻天非常之钦佩，充满了真挚的怀念。
抗战初期，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任主编，不久又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工作繁忙。一天他接到周恩来从武汉托童小鹏带过来的口信，表示希望他能尽快地利用与高晶斋的留苏老同学关系，做做高的思想工作，以能阻止反共宣传小册子《中国之政治》的出版。张闻天明白大敌当前，周恩来带来这口信一定很重要。他经过思考，给几年未见面的高晶斋写去了一封信，追忆留苏岁月的情谊，希望高能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多出点力……
当时，高晶斋已从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秘书调入设在武昌昙华林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任军事教育处处长，简授陆军少将。他是山东惠民县人。1923年在北大学习时就加入了国民党。毕业前一年，由于高晶斋的学分已达到毕业要求，出于对革命的向往，他打报告申请到苏联学习，获得批准。在北京负责审查学生们赴苏联留学的小组由李大钊为首。高晶斋首审即获得通过，于1925年暑假踏上赤都求学之旅。同学中有邓小平、王明(陈绍禹)、乌兰夫、张闻天、傅学文、罗方中、博古(秦邦宪)、蒋经国、邓文仪、贺君山、萧赞育等40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其时，留学生中懂得英语的21人被编入第一班，高晶斋的英语挺不错，也在此班，班里同学有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沈雁冰即茅盾)的弟弟、林岩、邵志刚(邵力子之子)等。而高晶斋恰好与后来一度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张闻天同桌，又同住一宿舍。在这个班的同学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唯有高晶斋是国民党员，他从这些同学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自觉受益匪浅。而且他与张闻天的关系相当好，平日无话不谈，虽也时有争论，但很快又友好如初，学成回国后，张闻天渐渐成长为中共方面高层领导人，而高晶斋起初是在南京中央军校担任教官，1930年调入委员长侍从室任秘书，是侍从室九名秘书中惟一的北方人。蒋介石对他还是较为器重的，曾几次委托他出面与北方将领韩复榘、宋哲元、孙良诚、傅作义、杨虎城、刘镇华等拉关系，私下送支票。可说相当信任……
在战时的武汉，高晶斋作为军事教育处长，归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厅长康泽领导，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田汉、洪深、金山、孙师毅等进步文化人士并无什么交往，互相交往亦少，但他敏感地发现当时兼任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虽说很少与他接触，但对他表示出友善。一次在昙华林三厅办公室，周恩来主动过来，含着真诚的微笑，与他握手，握得亲切有力，似乎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令高晶斋激动不已，回到住所一夜失眠，他从这位中共领导人身上感受到高尚人格和成熟政治家的魅力。事后高晶斋才知道也是在武汉参加文艺界抗日文艺工作的至交聂绀弩向周恩来介绍了自己有正义感，几次托他帮助过共产党。高晶斋未到职前陈诚以所兼政治部长的名义已请了些人编写了几本教材，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中国之经济》、陶希圣的《中国之社会》、朱家骅的《中国之教育》等，另外竟有中共大叛徒叶青(即任卓宣)写的《中国之政治》。高晶斋审稿时发现这本教材中有不少攻击辱骂毛泽东主席的话，并称共产党创建的陕甘宁边区是“红色割据”“理应逐步取消”等等。他便请示陈诚，团结抗战时期不要印这种书，陈诚让高晶斋再听听康泽厅长的意见。其时康泽正在鄂中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部视察并处理一些问题。高晶斋知道他反共坚决，感到不太好办。在武汉，绀弩是知道叶青日夜加班写《中国之政治》书稿这件事的。他再次约见高晶斋，见面地方是汉口璇宫饭店二楼包间(这样安排是可免除国民党特工的怀疑，因为若安排在武昌或汉阳的僻静茶楼或小酒店见面反而会引起特工们的疑心)，见面时聂绀弩希望高能够阻止这本教材的出版，因为这套教材拟在汉口三家印刷厂集中印刷，印量甚大，拟发往各集团军，少说有4万套。高晶斋经过考虑，先扣下这部送审的书稿，理由是出版了将不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大局。然而一向好斗，以“反共理论家”自诩的叶青并不善罢甘休。他立即给蒋介石和陈诚写信，声称政治部内有人对党国不忠，竟然按周恩来意旨行事，阻挠出版他的书云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