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爱萍同志相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约在193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当时处于抗战前线嘉定县某地，乘军用运输车于夜晚回到上海租界，见到了国难教育社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他告诉我，中共江浙省委已经成立，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是新从延安来上海的张爱萍同志。我的组织关系今后不归国难教育社党团，转归中共江浙省委，直接由张爱萍同志领导。洞若要我即去和爱萍同志接头，接头地点是卡德路卡德旅馆二楼某号。我很快找到了爱萍同志，他屋子里同住的还有余立金、吴克华，都是从延安新来上海的老红军干部。我当时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知道长征，但没有见过红军。这次见到的同志都担任过红军师以上职务，我高兴极了，可以跟他们学军事工作了。爱萍同志在听了我关于战地服务团的情况汇报后，当即和在座的同志研究决定，以中共66军战地服务团为基础，成立战地特别支部，支部书记仍是张敬人，我和余立金、张健都是支委。这个特别支部归爱萍同志领导(后来才知道他是省委军委的负责人)。还决定仍要我担任服务团长，余立金为副团长，随我去战地工作。从此，我就在张爱萍同志领导下，改搞军事工作了。后来我到了新四军，他也到了新四军。我在二师，他开始在三师任副师长，后来彭雪枫同志牺牲了，他当四师师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我和爱萍同志都参加了胡服同志(刘少奇)在盐阜地区主持召开的为期两个月的华中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使大家进一步理解了党中央建立华东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学到了与反动派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爱萍同志在会上讲了把淮北地区游击队，组建成正规部队(即后来的九旅)的经验，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他的夫人李又兰出身书香门第，从大家闺秀成长为革命战士，当时是会议的速记员。她把速记后整理出来的稿子送给爱萍同志看，来来往往，从此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后来他们喜结良缘，十分美满，在新四军中传为佳话。解放战争时期，大军渡江之前，爱萍同志奉命组建人民海军，出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渡江南下后，他担任三野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我在浙江地方工作，我们又到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调离浙江，到华东军区任参谋长，陈老总为司令员。其时，浙江的剿匪工作搞得好，谭震林同志在杭州灵隐寺请爱萍同志吃素菜，我和晓风同志带着孩子去奉陪。
全国解放后，爱萍同志到军委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聂荣臻元帅抓国防尖端科技，也就是研制“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我在中国科学院当党组书记、副院长。因此，我又有幸和他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了10年时间。60余年中，我与爱萍同志交往很多，交情很深。
我知道爱萍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出生在农村。他天资聪慧，勤学慎思，特别是有一个创造性思维的大脑。儿时，他一面放牛，一面看书，一次天黑了，才知道牛跑了，吃了别人家的庄稼，等他回到家里，看到父亲正在给人家道歉。参加革命后，他更是注重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不循规蹈矩。他能文能武，不仅英勇善战，而且会做诗，会照相，擅长书法，多才多艺。他功勋卓著，但从不居功自傲，工作十分认真，特别是始终保持平民的本色，成为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上将之一。他有句名言：“没有创造性的思维，就没有创造性的实践。”他尊重上级，服从党的领导，但是不唯上、不唯书，而是唯实、求真，所以常有超常之举。对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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