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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抗战，响应毛泽东的“绥远方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此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
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日本投降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了。”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八年中，我军（国民党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八路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由于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三次挺进绥远，最后又因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绥远战役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个人的历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毛泽东创造了史无前例的 “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
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他还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时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
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到：“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董其武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后激动万分地说：“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克服了重重困难。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0月1日，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
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
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
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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