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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被捕中共党员的“第一联络人”
牛宝正心中的天平“倒向”共产党人后，便开始经常为杨献珍他们送情报、传信息，并利用职务之便，对“囚犯”给予各方面的照顾。每月的探视日，狱外的秘密党组织经常派人伪装探监进入草岚子监狱，同殷鉴等共产党人进行联系，牛宝正明里监视，暗中却给予保护和方便。有时，他利用晚间派妻子或儿子乘车去东四十条、鼓楼大街、皇城根、翠花胡同等联系点送取信件。狱外的秘密党组织也与牛宝正取得了联系，并将一批秘密文件交给他带入草岚子监狱，鼓舞了狱中同志们的革命信心和斗争意志。牛宝正还受狱中党组织委托，从书店购买一些英文版马、恩、列、斯著作，秘密带入监狱，由杨献珍等人负责翻译抄写，组织学习，把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学堂”。
不久，国民党狱政机关通过获取的情报，怀疑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重点怀疑对象有18人。为此，他们特调一个宪兵班进驻草岚子监狱，对“犯人们”进行审查和监视。牛宝正获悉后，立即密告狱中的中共秘密党组织负责人，使他们有准备、有组织地开展反审查斗争。狱中党支部的斗争骨干坚定地拒绝“反省”，给狱友们树立了榜样，在他们带领下，取得了狱中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1934年冬和1935年，牛宝正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又向狱中秘密党组织提供了北平军管会政训处第二次大审查、宪兵第三团派两个特务伪装政治犯打进监狱进行侦察及宪兵第二团密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要杀害12名革命骨干等一批重要情报，使狱中秘密党组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容应付，最终一次次夺取了斗争的胜利。
此外，牛宝正还冒着生命危险，积极配合狱外党组织对在押同志进行营救。
1936年后，全国抗日浪潮空前高涨。我党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而白区党的干部又人手紧张。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解决党的干部缺乏问题，认为被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中的五六十名党员，有许多是我党坚强的骨干，党组织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手段”营救他们出狱。北方局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研究予以批准。于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便通过牛宝正向狱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要求狱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
狱中党支部接到了外边党组织的第一封信时，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决定不予执行。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又通过牛宝正给狱中支部送去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望早作安排。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笼络人心，规定狱中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反共启事》，就可获释出狱。要想早日出狱，除去登报别无良法。但要违心地以《反共启事》见报，就等于公开放弃革命信念，这叛变之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经大家商量，由杨献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了“不同意登报出狱”的意见，如党组织坚持让登报出狱，则提出以下要求：一、登报有叛变之嫌，如党组织坚持这样做，登报的责任由组织负责；二、出去后仍然是党员，应按正式党员安置工作，无须另行立案审查；三、这次是依令行事，组织上以后不能再追究此事的责任。
此信通过牛宝正转送到北方局，北方局答复后，又转呈党中央批示。之后，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传入狱中，随信还附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以证明这些指示确实是经中央批准的。直到这时，狱中党支部终于相信这是组织的决定，经过研究，同意按照中央的意图行事。
国民党当局见同时有这么多人要求出狱，一时也难辨真假，不敢仓促批准，因此，一个月后还没有消息。这时，中央又一次指示要迅速出狱。对此，狱中支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分批出狱较为妥当。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薄一波等9名同志第一批获释；1936年9月22日，赵林、冯乐进等21名同志也出了狱。就这样，前后有61名同志按照这一办法获释。为了减小目标，出狱后，大家首先分散活动，在街上行走彼此不说话，像不认识的一样。后来，他们逐渐都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接受了党的工作分配。
在这一系列秘密活动中，牛宝正始终是监狱内外的“第一联络人”，尽管他百倍谨慎、高度警惕，但终因时间过长、同政治犯的交往又过于频繁，最后受到了监狱当局的怀疑。1936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当局将牛宝正逮捕，加铐上镣投入监牢。当局在审讯他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严刑逼供，要他吐露实情。牛宝正宁死不招供，当局气急败坏，准备判处他极刑。
在此危急关头，北平中共秘密组织及时对牛宝正展开营救，帮助他逃出了北平，然后，党组织又将其家属密护出城。此后，牛宝正一家和中共党组织中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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