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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组歌》送他远行——怀念著名音乐家李遇秋先生

王建柱
2013年08月20日14:55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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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长征组歌》送他远行
   

《长征组歌》第八曲:到吴起镇

     
   

周总理与《长征组歌》全体演员合影

     
   

左起:生茂、唐诃、肖华、晨耕、遇秋1964年摄于杭州

     
   
     

李遇秋与他的手风琴

     
   

《长征组歌》演出剧照

6月15月晚,我应朋友之约在风景如画的北京房山十渡参加一个活动。正当我兴致勃勃地举杯祝贺时,手机突然响起,上面显示是作曲家遇秋同志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想,离八一建军节不远了,可能老李又约我为《长征组歌》的纪念演出写报道。当我按下接听键时,手机中传来的却是他夫人王老师的声音,我心里突然闪出一个不祥之兆……她语言沉重告诉我:遇秋因脑部疾患,手术后一直处于病危状态,于6月14日病逝。

  听到这消息我脑中一片茫然,再无法抑制住悲痛,心就像被锐器猛然扎中似的……此时,我又想起了《长征组歌》,想起了去年他对我说的话:“我们这几个《长征组歌》的曲作者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长期在战友歌舞团担任作曲和领导工作,过去一直合作得很好。不过,晨耕、生茂同志因病猝然去世,唐诃已90高龄长期居住在青岛,现在还能活动一下的,恐怕就是我了。”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事业,以至于我没能够见上他一面,没能与他说上最后一句话。

  遇秋带着对音乐创作、对《长征组歌》的无限恋眷之情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音乐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辈,使我又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身手不凡的师长。他的离去勾起了人们无限的追思。

  三平方陋室写《长征组歌》总谱

  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项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他们3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然后进行了分工。

  阳春四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于是晨耕三人加上随后调来的唐诃,赴杭州向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肖华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进程。4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当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肖华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4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肖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李遇秋后来回忆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这个重任落在了“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遇秋老人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那时全仗着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写,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

  有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时,遇秋经常想起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又一幕动人的情景,有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他回忆说:“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你不写谁来写?你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等着你呢……’”。遇秋也是“小八路”出身,也曾在风雪夜翻过山坳坳,也曾几天吃不上饭,靠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曾从日寇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就这样,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又遇到新的问题。当时,战友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完成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团领导只好决定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了40多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还不熟悉五线谱,只好一边学一边唱。遇秋在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采用了“复调”的手段去表现音乐形象,那时,连专业合唱团体都很少用“复调”去演唱,因此用“复调”去表现和演唱《长征组歌》就更难了。遇秋回忆:至于当时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1964年,在“革命化、民族化”的幌子下,刮起了一阵“改革乐队”的风,几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乐器,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民族乐器。遇秋只好采取有什么用什么的办法,来了个中西乐器大合奏,没想到合在一起的效果还不错,既悲壮又铿锵。在那个年代,他是顶着一股压力,不怕别人指责他“贪大求洋”。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轰动,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全国。每次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纷纷涌向后台,把出口处堵得水泄不通,争着要看“红军”的风采。当时那种火爆的场面不亚于今天追星族们的那种狂热。

  从小八路到音乐家

  李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幼年丧母,靠父亲行医维持生计。少年时代,他就听进步教师讲过“朱毛带领红军万里长征”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官员闻风而逃,冀中平原一时大乱。1938年八路军进村后,立即发起“抗日救亡”的宣传高潮。遇秋的两个哥哥跟着八路军上了前线。1940年,11岁的遇秋也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也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

  1944年秋,15岁的遇秋通过地下党到了解放区,在部队卫生所当上了卫生员。他经常在劳累了一天后傍晚时独自一人跑到小树林里,用“女高音”扯着嗓门唱起苏联歌曲。这一唱就招来了几位“采花人”。原来,“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的前身)”的艺术家们正在此“采风”呢!经过一番“死缠烂打”,遇秋总算是端上了“文艺”这饭碗。但是,“文艺”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端的。不识谱、不懂戏又没多少文化底子的遇秋,光凭着一副好嗓子,怎么能在舞台上站住脚呢?就在领导琢磨着要将他调走时,有一天,他忽然瞅见搁在角落里的一把手风琴,于是他壮着胆子试了试,居然把一首歌拉了下来,他果然是棵“好苗苗”。于是大家便教他识谱,拉手风琴……

  1945年,李遇秋终于进入了抗敌剧社。

  进入抗敌剧社后,李遇秋才真正懂得了“业余爱好”和“专业”之间的差别。他不识简谱,不会乐器,对文艺理论一无所知,童声的嗓音跟别人“不搭调”。在困境中,他学着演话剧、跳舞、搞打击乐、打霸王鞭、写标语、辅导小学生的文体活动。就在别人对他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却发现他已学会了简谱,并能相当熟练地拉手风琴。就这样,他最终定位在乐队,当了一名专职手风琴演员。直到晚年,遇秋在手风琴教学、作曲方面也是一流的。

  解放战争中,遇秋以手风琴为武器,拉着手风琴,跟随着隆隆的坦克车一路开进了北平。

  1950年秋,组织上送李遇秋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他没有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厚望,刻苦攻读,努力钻研。6年后,带着优异的毕业成绩重返工作岗位。这时,他的作曲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完全具备了独立完成音乐作品的能力。

  1957年毕业回团之后,李遇秋便以专职创作人员的岗位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每年要写七八百页的总谱,而能保留一年以上的作品却寥寥无几。经过几年痛苦的摸索,他适应了这个环境,在完成各项突击任务的间隙,还写出了一些较细腻的、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如七重奏《王二小的故事》、大提琴协奏曲《鄂尔多斯》、手风琴二重奏《草原轻骑》等。

  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他坦言:“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责编:常雪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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