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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人戴子安的“双重身份”

2013年08月22日13:50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高密人戴子安的“双重身份”

1914年4月,孙中山派陈其美到大连,将山东的革命事务交付给刘大同,并送给山东支部40支匣枪。刘大同召集李荫堂、白耀臣等50多名东三省的士兵,组建成了一支队伍,由李荫堂担任队长、白耀臣为副队长,戴子安担任监军,准备进攻诸城县城,打击袁军。在戴子安的指挥下,这支队伍从大连乘帆船出发,于龙口一带的小港口登陆,经过高密、安丘,到达诸城地界。在离诸城县城约20公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押解鞘车(鞘为古时贮银以便转运的空心木筒,鞘车即为装载鞘银的木轮车)、准备送税银送到省城济南的一队鞘兵(押解鞘车、护送鞘银的官兵)。李荫堂、白耀臣见状,立即组织队伍准备劫取鞘银。戴子安坚决不同意,并阻止他们说:“不行,这里离诸城县城还有半天多的路程。如果我们今天劫夺了鞘车,敌人就会知道风声,从而防备我们攻取诸城。那么,革命的大业就无法完成了……”但是,李荫堂等人见银心动,根本不听戴子安的劝阻,立即向护鞘兵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李荫堂他们人多势众,护鞘兵无心恋战,一经交战,马上就逃散了,李荫堂等人就地把数万两银子分给众人。战斗中,戴子安腿部中了一枪,血流如注。李荫堂他们见戴子安受伤严重,怕他的生命有闪失,回去之后无法向刘大同交代;加上他们又劫取了全部鞘银,已经走漏了革命党人到达诸城的消息,就更加没有斗志,全部人员换穿平民百姓的衣服后,绕道返回了大连。戴子安在医院里治疗了一个多月,伤口才得以愈合。刘大同曾经写了一首《送子安归医院》的诗,记述这件事:“蓬莱初罢战,归路夕阳残。骑马汗犹湿,征衣血未干。”

两个月后,戴子安与山西革命党人王庆肇受刘大同指派,回到山东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途经青岛时,被袁世凯安排的特务得到消息。特务们用重金贿赂德国警察,将戴子安等人逮捕。《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2424页记载了当时的情形:“青岛德警署日前拿获戴天囚、宋文智、王麟阁(即王林肯,也是高密人,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云浦、安廷海、尹振东、全义山等七人。鲁省警长安仁已赴青岛交涉,将戴等引渡核办。”

戴子安被济南警察厅长安仁从青岛押赴济南,途经高密芝兰庄车站时,芝兰庄的村民们得到消息后,曾结伴前去送行。据西后芝兰庄党支部书记戴华田介绍,其父亲也曾跟村民们去看望戴子安。列车到站后,在众多荷枪实弹军警的押解下,戴子安被用铁丝绑着双手,蹒跚地走出车厢,悲壮地跟乡亲们道别,其谈话大意是:我前两次虽然大难不死,但此次被捕,必死无疑——遗憾的是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请乡亲们多珍重自己……说到此处,戴子安和乡亲们都禁不住热泪直流,泣不成声。列车停靠的时间很短,军警们立即把戴子安拖上火车,押往济南。戴子安被捕后,面对袁世凯的帮凶、山东将军靳云鹏,威武不屈,于1914年9月1日(农历七月十二日),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就义于济南。

当时,刘大同在日本江户避难,听到戴子安等人殉国于济南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写道:“古木自萧疏,悠然近太初。折花来对镜,比我瘦何如。戴子安、宋大治、王云浦殉国于济南,闻之悲愤,感而赋此。”后来,意犹未尽的刘大同又写过一首《哭戴天囚、宋大治、王云浦、邢殿芳四烈士就义于济南》,以怀念烈士们:“无量英雄血,都从济水流。英雄瑟济水,人地各千秋。”

在丁惟汾的呼吁下,1936年6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子安为陆军少将。1937年4月,国民政府派员到达戴子安的家乡芝兰庄,向其家人发放了抚恤金,并为烈士树立了纪念碑。(李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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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姜萍萍、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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