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衡
那天，陪同冯将军去会餐的，除了父亲尹心田之外，还有冯将军传令队的周茂藩(后改名李养初)和刘致军两人。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和(周)茂蕃、(刘)致军陪先生去励志社会餐，先生的即席演说真是精彩极了。他从国内谈到国外，从中央谈到地方，讲形势，讲时弊，特别是在谈到必将到来的中日一战时，透彻分析了敌我的态势及优劣”，“说对付日本的最好办法是‘持久的游击战’六个大字”。特别是在谈到必将到来的中日一战时，冯将军为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警惕，他放高声调，将“必将到来”四字一连重复了两遍。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全神贯注地听，很少有人动筷子，都说，这是上“陆大”以来所听到的最精彩的一课。
蒋介石当年也表示，冯将军的观点“很好”，并请冯将军“做个计划”。冯将军很认真地马上行动，请了宋聿修、陈天秩和“陆大”的几位教官一起拟了一份游击战战略规划，并派陈天秩乘飞机到洛阳，给当时在洛阳办公的蒋介石送去。但这个规划，并没有受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正面战场上仍然主要打的是阵地战和消耗战。
与冯玉祥将军志同道合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全面、系统、详尽地从战略和战术等多方面阐述了持久战的精髓，成了中国人民克敌制胜、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法宝。
1938年11月1日，冯玉祥将军又在长沙广播电台演讲，再次批判“速胜论”，号召全国军民坚持抗日持久战，其演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应该怎样为持久战而奋斗”。
“让日本鬼子为咱们宣传前线的胜利”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法西斯军队强化“武士道”精神教育，在战场上想俘虏一名活的日本兵是不容易的。
1941年元月，豫南会战开始后，日寇主力经方城进犯南阳。当时，驻守豫西南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来不及调驻泌阳的该集团军主力部队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回防，便在五战区司令部的协调下，将正在邓县休整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所属的第五十九军急调南阳前线增援。
第五十九军在军长黄维纲、副军长孟绍濂、参谋长翟紫封的率领下，以急行军速度赶到战场，立即给正疯狂进攻的日寇来了个迎头痛击，并随即开始反攻。在攻占南阳时，由于部队行动迅速，打得防守日军措手不及，一下子便生俘了十来个来不及逃跑的日本兵(包括部分伤员)。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得知捷报后，连夜给冯治安将军发报说(大意):听到前线大捷，兴奋得夜不能寐，特别是听到一次就生俘了十多个日本兵，更是可喜可贺。你们应该立即把这十几个俘虏押送到前线各部队，让大家都看看，小日本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更不像投降派吹得那么邪乎。让日本鬼子为咱们宣传前线的胜利，鼓舞抗日军民士气。冯玉祥将军同时给黄维纲军长也发了贺电。冯治安将军当时立即按老长官的指点办了这件事，获得很大宣传效果。
“没有中国死死拖住日本最精锐的陆军，小日本能投降吗？”
在冯玉祥将军一生不断革命的经历中，他曾以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身份，亲身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从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与分裂的历史经验中，深切理解到“和为贵”的深刻道理。他在1946年秋离国赴美前夕，还给当时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上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更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且打了还要和，任便打多久，到头还是和。……与其将来和，何如现在和。故和平为不二之计。”
1946年夏，冯玉祥将军出国前夕，当时已升任“第三绥靖区”总司令的冯治安将军，令父亲尹心田(时任“三绥区”高参)代表自己和“三绥区”的领导班子(包括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李文田和参谋长陈继淹)去南京为冯玉祥将军送行。同时，捎去了美元若干，以壮老长官行色。
这是冯玉祥将军与父亲尹心田的最后一次会面。冯将军要先父转告老部下们，内战在即，形势凶险，大家千万别再给老蒋卖命，要想法“找出路”(两年多以后，“三绥区”在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副司令领导下，于徐州贾汪起义，全军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冯将军感慨地对先父说，这些年来，他看透了两点，第一，国共两党合作，中国一切形势都好，老百姓就有希望；国共两党一斗，中国就大乱，老百姓就倒霉。第二，蒋介石再独裁下去，必垮台无疑，谁也救不了他。冯将军还“幽默”地说:“咱们中国人真‘谦虚’，小日本投降，一个说是美国原子弹的功劳，一个说是苏联出兵远东的功劳……没有几亿中国人拼死抵抗十几年，没有中国死死拖住日本最精锐的陆军，小日本能投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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