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二十九军的广大“留守”官兵坚决反对所谓“和平”政策，除前述李文田领导三十八师进行了天津反击战外，刘汝珍也率部突围。而原西北军将领也纷纷对所谓“和平”政策进行谴责。许多不甘附逆的人(如贾德耀、刘郁芬、田春芳、过之翰等)多以患病、工作结束等理由纷纷辞职或离开平津一带。
正当此时，北平方面得到了“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的率领下，向驻防天津市区的日军发起反击战”的消息。在这场天津反击战的同时，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两部在通县反正，将通县的日本间谍、特务大部分击毙，并抓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头目殷汝耕，准备送交宋哲元处(但宋已赴保，张等未见到宋。在通过北平城下时，殷汝耕被日军劫走)。
天津反击战和通县反正使日本军方大为惊恐。他们一直以为“留守的二十九军官兵”不敢轻易与日军作战，没想到才到7月29日，天津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抵抗。因为天津抗战的部队主要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所部，日军方开始怀疑“中国留守部队”的军事长官控制不了自己的属下。特别是通县反正后，日军方对平津地区有兵权的人都失去信任，老牌汉奸殷汝耕更直接被日本宪兵逮捕，追究责任。日方需要一个过去地位较高(在北洋时期或国民政府中做过国务总理级以上的高官，下野后仍有一定号召力)、对日恭顺且没有军权的傀儡。
7月29日晨，北平各城门大开，“各处岗警均一律换三角符号，未带枪械，指挥交通”。一群没有兵权的汉奸开始粉墨登场——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潘毓桂一上任就完全站在日军方立场，召见新闻媒体，宣布一切抗日、排日言论为“非法”，又抄了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军政要人的家，遣散了阮玄武留下的“保安队”。7月31日，边守靖为代理天津市长，边氏于午后在进德社“非正式就职”。亲日的李景阳随之就职天津警察局局长，警察一律改穿黑制服(国民政府规定警察夏季制服是黄色)。李景阳还立即召开各分局长、特区主任会议，派着黑衣警察值岗，甚至帮助日军将零星“保安队”缴械。到8月2日后，日军方开始操纵分别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直接指使汉奸办事，“诸事皆由汉奸操纵”。8月3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期不到会”为名，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8个人一律开缺，“聘”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为委员。
8月4日晨9时半，日军开入北平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区。8月7日，《北平晨报》上登载了张自忠的声明，说明已于6日将“所有三职务一并辞去”。平津从此进入漫长的8年沦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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