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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两年零三个月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与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不同，做机动性极强、消耗力极大的野战部队后盾，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整天在群众中穿梭，动员一切力量为前线服务。
而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做军鞋，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懈怠，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必须送到。
然而，在极短的时间里，父亲和习仲勋运用他们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是决不能延误的事情，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乡村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调整学校课程，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下去种地。
当然，与一切群众工作比较起来，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是十万火急雷打不动的第一要务。部队打到哪里，粮食就要送到哪里。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8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在父亲和习仲勋主政后方的头半年，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直接打来的催粮电报就多达20多份。两人睁开眼睛，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和运粮。为保证前线不断粮，父亲和习仲勋不惜从边区仅剩下一个正规旅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团，专门去做买卖，把边区的土特产贩往国统区出售，换回战争急需的粮食和物资补充部队。父亲交代，这两个团从敌占区弄回来的给养，在陕北我方无论碰上哪支部队，可就地征用。
晋绥是父亲经营多年的老地盘，比陕甘宁富庶一些，父亲利用自己的威望，从老根据地群众中一年征得的军粮，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战斗多年，经略多年，熟悉每个区县的民情、社情和土地的收成，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他深入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那点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在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当年曾跟着他闹红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干面，心里非常难过，急忙把坚壁在后山的5升麦种、3升豌豆种取回来，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到延安送给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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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一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也是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耕和秋收将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任由极“左”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战争后方大乱，以致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尤其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陕北发动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早在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得到纠正，不论这股风是由谁吹起来的，有着怎样的权威。
这里需要交代一段历史背景：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个人。
1947年11月，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西北局特地在阳湾大场内召开了一次布置土改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史称义合会议，虽然与会者对土改中的过激行为心知肚明，但那是主持过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康生搞出来的，大家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会议甚至把这样一副对联当成斗争原则。父亲和习仲勋因暂时难以纠正这种偏向，不禁忧心忡忡。
1947年12月下旬，父亲和习仲勋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晋绥边区的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还有自己对边区土改和形势发展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会议结束时，新的一年已到来，习仲勋和我父亲兵分两路，我父亲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主持工作，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土地改革，开始从绥德地委着手纠偏。
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我父亲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启程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3天，没白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改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交代这些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实际工作中是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不得隐瞒，也不能夸大。接下来的两天，出席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听取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
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9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9天。9天下来，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见惯，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有用滚油从头顶浇下当场把人烫死的，有逼着斗争对象的妻子剖腹自杀的……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半个月内从土改一线发来的两个调查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思考。他想到了各地群众在土改中将迸发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没想到若不加引导，也会走入歧途。不过，让他高兴的是，从习仲勋的思想水平和严谨工作态度上，他看到了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第3天就回电了，对三类不同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他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电报稿亲笔作了修改和校订，再一次转发各解放区。
在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走群众路线，时间长，专注度高，巡视面广，领风气之先，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最难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验证，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领导层达成共识。紧接着，我父亲和习仲勋，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分区和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追着纠”、“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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